历练出少年
王永前考华东师大纯属歪打正着。中学时期，他一直是年级里的学习尖子。他高中就读于山东省重点中学——山东临沂一中。高二分入文科班后，名次没有下过前三名。那时的他心高气傲，属于“非北大、复旦不上”的不知天高地厚之辈。然而高二冲线（他们那时允许尖子生高二就可以参考高考，以提高升学率）失利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当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他一门心思想当大法官，为民请命，救百姓于水火。但考试分数却离录取线相去甚远，连专科也上不了。其实他应该把高二冲线当成一场练兵，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备来年再战。然而，他当时却没有端正好态度,有些心灰意冷，觉得在老师、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再加上进入高三后功课加紧，精神状态十分糟糕，经常整宿睡不好觉，患了严重的失眠症。他急啊，但越急越休息不好，越休息不好就越着急。最终导致记忆力大幅衰退，刚刚背完一段内容转头就忘了。上课精力一点也不能集中，情绪躁动不安，低落到极点，甚至濒临绝望的边缘。实在熬不下去了，1990年11月份，他不得不休学。大学梦想被无情击碎，无量前途变得暗淡渺茫，这对一向志存高远的他打击实在太大了。就在他在灵与肉倍受折磨的苦海里拼命挣扎的时候，亲人、师长和同学们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他的父亲是一位干了一辈子教育的老师，更不能忍受他这样沉沦下去。夜深人静时，是父亲陪着他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父亲经常默默地守着他，看着他，生怕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有时父亲会陪着他夜行在空寂的马路上，通过运动消耗他的体力，以有助睡眠。父亲还经常用自行车驮着他四处求医，几乎走遍了他们那座小城的所有医院，求回来无数副不管用的药方。他印象最深的是吃那些五花八门、苦涩不堪的中药，都是他那因身体不好更为照顾他而早早退休在家的母亲亲手煎熬的。母亲怕他整日闷在家里憋出新病，说服他多出去散散心。于是，他带上干粮，骑上快散架的自行车，四处游荡，居无定所，有时溯河而上寻访源头（他的家乡有几条大河，如沂河、坊河、涑河等，哺育了勤劳的沂蒙山人），有时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他的家乡还有几个山包如茶山、艾山、二龙山等，海拔虽不高，但在平原上拔地而起，颇有点气势）。寻古访幽的乐趣是坐在教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们“享受”不到的，这晾晒了他原本长毛发霉的胸膛，更让他见识到书本之外的那么多妙处，同时也磨励了他的不屈意志。有一次他在旅途中迷了路，时近黄昏，天寒地冻，怎么转也转不出那片树林。当他自己的双脚找到出口的时候，他的内心顿时一片澄静。人生无非就是在得失之间寻找，过程本身就是历练。
把酒话青春
1991年，王永前以山东省师范类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东师大对外汉语专业学习。在师大，他经历了一个角色转换的艰难过程。对外汉语系对学生外语要求很严格；再加上他爷爷、父亲都是老师，他对老师这个职业再熟悉不过了，而他自己又非常喜欢追求新奇的东西，因此觉得这个专业不太适和自己。他就信誓旦旦地“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考南开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从大二开始他就着手研读经济类书籍，经常悄悄地溜出课堂，跑到经济系听课。考经济系的研究生要考高等数学，而自己是文科生，不学那些晦涩难懂的“函数”、“极限”时日已久，只能硬着头皮啃，拿出当时的高等数学课本来自学，有时也会去听听高等数学的课程。假期中他坚持天天像模像样地做数学题，过年的时候也“躲进小屋成一统”。自学了半年多以后，他也已经买了南开大学考研的很多试卷和参考资料。结果，他并没有报名，因为他毕竟不是华罗庚、陈景润，觉得现实中自己的状况离期望还太遥远，遥不可及。
趟经济学的道路是自己一时冲动的选择。经济学家当不成了，前途一下子又黯然失色。走投无路之时，幸好他的哥哥是华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博古通今，对他进行了及时点拨，劝他考中国新闻学院的双学位。这样的话，英语他是有优势的，尽管和“将军”比是“瘸子”，可在“瘸子”里面他当之无愧的是“将军”。而且他又有扎实的中文功底，况且进入师大后博览群书，无所无通却无所精，经常看一些综合类的书籍，这倒正适合对新闻专业考生的要求。考双学位的时候要考英语、中文、政治、作文四门课，这些他都胸有成竹。
“不打无把握之仗”。他决定再调船头。1994年4月份，也就是大三下半学期，他开始备考中国新闻学院。他到处搜集信息，当年他是华东师大阅报栏的最忠实读者，为此还主动请缨担任班里的取报员，以求先睹为快，生怕漏掉了报考信息。那时也没兴起网络，查寻信息全凭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报纸成了他最亲密无坚的伴侣。94年10月份他还专门站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北京中国新闻学院找学生找老师请教备考，脚都站肿了，一瘸一拐地来到魂牵梦绕的北京肖家河新闻学院所在地，从而博得了未来的师兄师姐的广泛理解和同情，漏露了不少价值不菲的信息。这次考试要考很多综合知识，他就常常在华师大图书馆看知识竞赛、知识小测试、历史知识方面的书籍，一本一本地翻，一点一点地记，这些书见证了一名新华社记者的成才艰辛路。作文是考政论文，他就大量阅读《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评论员文章，还看《半月谈》等杂志的文章，与《半月谈》的不解之缘就是在那时结下的。1995年11月份，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当时全国只招四十名学生，有数千人报考，近乎百里挑一。第一名因身体有疾与新闻学院失之交臂，结果王永前以全院第一的名份进入著名的中国新闻学院。王永前感慨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比选择更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充分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
华东师大是一座颇具人格魅力的大学，在上海这个充盈着浮躁气的城市中更显得钟灵毓秀、超凡脱俗。华师大校园，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能够在这人间天堂般的地方徜徉四年，王永前觉得的确是件幸事。而且，华师大的名教授颇多，以中文系为例，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都是大家。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聆听他们的教诲，也是人生一大快事。王永前听过格非教的几节课。格非上课时的神态举止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格非上课喜欢抽烟，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起话来一字一顿，仿佛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却又掷地有声。王晓明教授的鲁迅研究，也让他受益匪浅。现在据说已寄居海外的李劼当时很火，尤其受到时髦女学生的推崇。这老兄总喜欢穿着黑色大衣，戴着一副深不可测的眼镜，讲起课来胆大、煽情，经常搞得一些女学生脸红耳热，神魂颠倒。当时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老师，刚开始还一本正经地讲，后来越讲越离谱，抛开马哲不授，专讲儒释道，所以他们那届真正读过马克思的不多，倒是不少人迷上了达摩禅师。后来这位老师干脆走路都不穿鞋了，喜欢光着脚在校园里游来荡去，他倒不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说：这样，才亲近大地母亲。
华师大当时为学生们学习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那时，师大图书馆有270万藏书，数量在高校图书馆中应该算名列前茅。师大当时的学风还不错。在那个年代，大学生们胸怀80年代遗留下来的些许理想主义激情，关心政治，好高骛远，对自身要求也颇高。晚上教室里常常人满为患。那时谈恋爱的很少，也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不像现在大学生分化得泾渭分明，一部分人很现实，努力学习就为了某个好饭碗；一部分人玩得潇洒、彻底。去年，王永前去上海出差时曾专门在华师大宾馆住了一夜，晚上走在校园里，连坐的地方也找不到，每个石凳上都成双接对，或坐或躺，或抱或亲，有的一个凳子上坐着好几对，华师大的石凳晚上成了稀缺资源。也经常去泡图书馆，务实刻苦。除了备考以外，他喜欢看鲁迅的杂文，梁实秋、林语堂的小品文，李泽厚的思想史，叔本华的哲学，白宗华的美学等，当然他还会随大流翻一翻当年流行一时的汪国真的诗、余秋雨的游记散文、苏童的小说等。古今中外名著他读得最多。从荷马史诗、神曲、十日谈、红楼梦一直读到百年孤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外名家的鸿篇巨制开拓视野，启迪思路，让他受益无穷。
王永前至今仍引以自豪的是，四年的大学生涯，师大仅收了他160元的学杂书费，每月还补助50元左右的饭菜票（刚入学时大概是30几元，以后逐年增加），让他拣了个大“便宜”。毕竟他的家庭条件很一般，连续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他二哥后来考入华师大历史系攻读研究生）有些吃不消。不过，当时高校收费普遍较低，北大、清华之类也不过收一千多元，但学校补助很少。相比之下，上师范类院校，对穷孩子和家境一般的学生来说很实惠。尽管如此，他还是精打细算，专门买了一个小本本，记录每天的花销，主要是一天三顿的饭菜钱和日用品、文具的开支，甚至连买一根针都要记上一笔。记得第一学期下来，共花了386元4毛6分（至今他还清晰地记着这个数字）。他开玩笑地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典范了。有时候为了补贴生活，他还出去做家教。不但自己带家教，还成立了一个家教中心，自己担任家教中介，利用周末搜集信息，在学校贴海报招募兼职老师。再找个桌子，拿个椅子，在中山公园门口、襄阳路少年宫旁边，摆个小摊，向家长宣传、推介家教。这一方面锻炼了自己，一方面又补贴了生活。有一次在摆摊的时候，小地痞过来闹事情，他还制服了这两个小地痞呢。王永前笑着说，如果现在让他再做家教，他会组织一个家教托拉斯，一定能赚到大钱。
王永前当时住在华师大一号宿舍（简称一舍）。这是一座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三层楼，呈U型。地面铺着木板，走上去吱吱作响。六个人一个宿舍，来自不同的六个省份。大学生活对他这个初出茅庐、从没见过大世面的小城孩子来说，一切都是陌生、新奇的，新鲜中夹杂着某种隔阂。在走出家乡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家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有最优美的风光、最丰富的文化、最优秀的人。而在他们那儿，存在着对南方人（他们那儿把南方人统称为“毛子”，带有贬义）的一种并非不可调和的“敌意”，认为南方人精灵古怪，不安分守已，不讲义气，只会赚钱、骗钱，在这种氛围的耳濡目染下自然不会对上海人有亲近感。是华师大给了他这次机缘去了解上海，了解中国。在敞开心扉的交流中，在思想观念的碰撞中，大家逐渐学会了包容和理解。宿舍六人的关系非常融洽，晚上常常一起去吃夜宵，从东门出去到对面的店里去吃螺丝，两块钱一盘，很便宜。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喝酒，甚是惬意。他印象中好吃的小吃还有师大东门的锅贴馆，便宜量多，味道又好。当时华师大有统一跑步的规定，鼓励学生锻炼身体，学生要绕学校跑一圈。老师站在丽娃河大桥上，给从东边跑过来的学生盖章。所以他们要从一舍跑到东边。因为冬天很冷，往往贪恋被窝，他们就派一个人跑六圈，代全宿舍的人盖章，其他人就可以睡懒觉了。这样大家轮流代，一个人一个早上一下子跑五六圈，身体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还有喜欢篆刻的同学自己刻章，刻上体育老师的名字，打上红色印记蒙混过关。这些逸闻趣事大概是90年代初的大学生们的共同记忆吧！
王永前在华师大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在华师大时他偶尔去学学交谊舞，周末还经常去文史楼西边的小礼堂看电影。电影票很便宜，就三五毛钱吧，有时候等电影放到中间，才趁把门的老师傅放松的警惕悄悄溜进去。当时看的电影很多，有《周总理》、《焦裕禄》、《霸王别姬》、《黄飞鸿》等等，不过大都是下半部分，他只能凭想像推演前半部的精彩内容。当时在阶梯教室也会放一些录像，他也看了不少。如《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廊桥遗梦》等等。当时校园里流行唱周华健的《花心》、叶倩文的《滚滚红尘》、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歌曲，那熟悉的音调至今还在他耳旁响起，什么“。还有张国荣、谭咏麟的歌也令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非常着迷。
四年的大学生涯，在王永前的人生中是一段需要永远铭记的岁月。他对师大充满了感激之情、思念之情，历久弥深。毕业十余年，他回过三次师大，每次回去都有新发现、新感悟。上海近十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师大一舍已经拆迁了，还修建了体育馆，感觉人是物非。而当年的那个少年，如今也已经成熟起来。
挥“戈”论时政
王永前在中国新闻学院两年的学习是非常愉快的。从内心来讲，他非常热爱新闻事业，自己也非常适合这个事业。因为这份工作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需要不断探索、求新、追问，需要去努力了解未知的人和未知的领域。刚刚开学不久，也就是他在新闻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生》杂志第九期开篇位置，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新闻作品《向宿舍进军》。当时高校研究生宿舍楼管理不善，导致脏、乱、差现象严重，而华师大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成立了研究生宿舍管理委员会，激发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荣辱感，效果很好。他就此事做了全面报道。新生刚入学就有作品发表，而且还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大学生》，让同学们刮目相看。后来他又铆足了劲，入学不久又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教育报》等发表了作品。
中国新闻学院的教育与学院派不同。老师大多是新华社的记者，主张学生多参加实践，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寒假伊始，王永前就去了山东《大众日报》实习。他记得第一项工作是跟踪调查“注水肉”现象。大雪纷飞的冬天，他起得很早，四五点钟就偷偷躲在菜市场的角落里，观察商贩的活动。看看他们是否会在猪肉中注水造假。如果发现线索就向实习老师汇报，与质检部门联系。实习期间他还写了《“游戏室”中的色情暴力》一文，发表在《大众日报》上。通过边和游戏室老板聊天边整理的形式进行暗访，光济南郊区的游戏室他就跑了十几家，还跑了市中心多家游戏室。游戏室里中小学生是主体，郊区游戏室就更乱了，游戏充斥着打打杀杀和色情的内容，让孩子深受毒害。文章发表以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有关部门对游戏室进行严肃查处，家长和老师拍手称好。他实习期间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五六篇文章，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成就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他在实践中慢慢学会了怎样去发现新闻，怎样进行深度报道。
1997年中国新闻学院毕业以后，王永前到《半月谈》工作。《半月谈》注重对国际国内新闻进行深度报道。他经常参与报道国际国内重大主题如经济走势、热点问题等。1997年－2003年六年时间，他从事的是国际报道。1998年第二次海湾危机、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9?11”事件、上海APEC会议等等，他都参与报道过。通过这些采访和报道他亲历了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国际风云变幻。
2003年至今，王永前负责国内报道。写过一些反响不错的稿件。先前在参与国际报道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贪官外逃的现象，他和同事把这些现象归纳总结出来，形成一万字的通讯，题目为《透视我国贪官外逃现象》。通讯中提到中国等很多国家还没有引渡条约，造成很多贪官外逃以此逃避法律责任。文章发表以后影响巨大，很多大报如《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纷纷转载，中纪委、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针对外逃的突出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2003年他采写了《上访群众80％有道理》一文，是对当前信访工作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列出了八大焦点问题，也是转载多，反响大。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首次发射时，他进行现场报道，仅距其1000米左右，亲眼目睹了载人飞船升空的盛况。
工作之余，他还自己编书著书。1999年出版的《寻找我的村庄》将焦点对准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的艰辛历程。1998年他还编著了《登上权力颠峰的变异者》、《虎视中国》（深层次分析中美关系）、《美国第一家族》等书。说起这些工作，王永前滔滔不绝，让人想起“谈笑间，强虏飞灰烟灭”的豪情。其实一切并非如此简单轻易。在参与编写《虎视中国》的时候，他搜集大量的材料，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他对书和文章的要求很高，不但要把握全局结构问题，还要有深厚的积累，透彻的分析。在采访专家官员的时候，也要事先搜集大量的材料，看大量与此相关的书籍。而要写成一篇读者喜爱的文章也是很难的。有时候，为了写一篇2000字的稿子，他经常晚上熬夜。搜集大量材料，组织打磨框架，尽量表达到位、观点创新、剖析深刻，论点论据论证要除旧布新。有时候到早上六点钟才完成任务。迎着天边刚刚探出头的朝阳，他的心情也轻松起来，一夜的劳累都因为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消失殆尽。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更源于他对自己的事业深沉的热爱。回家休息一个小时不到，他又重新投入新的一天的紧张工作。支撑他勤奋工作的永远是他背后几千万的读者，读者的鞭策、监督、欣赏是他不竭的动力。
爱“家”爱生活
王永前对新闻敏锐的嗅觉，不但来源于以前工作经验的积累，来源于他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实战锻炼，更来源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作为《半月谈》的执行主编，他不但要策划选题，要把握新闻背后的东西，还要在探究中不断成长。
王永前说：“《半月谈》更大众化，就像老百姓们的家常菜。”他认为《半月谈》与《瞭望》、《人民日报》是不同的。它是一本民生杂志，这样和老百姓的关联更持久，更有普遍性。他为自己是新华社记者而感到荣耀，也为自己能为基层群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到欣慰。《半月谈》杂志本身定价低，其宗旨就是服务普通大众，写出他们的心理话，与中央保持一致。面对农民、工人、教师、学生、乡村干部等亿万普通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半月谈》要深入浅出，注重在基层的影响力，做好舆论监督。
他们经常为保护民权而战，也有过不少粉碎贪官洗沉冤的案例。如有一名安徽农民承包了宾馆，地方干部白吃白喝，欠钱不还。这位安徽人就把这种腐败现象反映给阜阳市法官。没想到这位法官是黑衣法官，就敲诈他，而且把钱独吞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农民就把这件事情反映给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专门为《半月谈》采写了专稿。结果省长批示彻底查处，贪官被判无期徒刑。被挽救的这个安徽人无限感激他们，送给他们一面锦旗。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只要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新闻他们都关注。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作为城市中最小的细胞的居委会的治安管理，年轻人的就业、找对象，对残疾人的救助等等。当然对一些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报道，也会根据刊物的定位来行文。
王永前把新闻当成自己要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进行这些报道的时候，无疑是需要勇气来面对各种压力的。这种勇气来源于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一方面新闻要正面报道，使新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把中央政策和老百姓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的有效性，监督政府的不作为，要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改革发展稳定。
王永前非常喜欢交朋友。和朋友交流可以互通有无，获得有益的信息，开拓自己的视野。他的朋友是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们只要遇到困难都会想到他。有时候一些陌生人也会向他求助，他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这不但因为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更源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承担意识。他越是了解老百姓的难处，就越发觉得有义务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王永前的爱好就是运动，打打篮球，打打乒乓球，就是很好的享受了。他也爱看电视。平时工作非常紧张，而看电视不用动脑筋，对他而言，算是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有时候他也去爬山，修身养性。他经常和爱人、孩子一起去北京的谭柘寺游玩。他觉得北京的山秋天最好，厚重而有底气。
王永前认为自己的这点成绩还远远不够，现在的他依然勤奋，依然执着，依然把新闻工作当成事业而非职业，依然任劳任怨，不计功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