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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将知名访谈栏目《非常道》部分访谈内容集结成书《犀利问道》，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书中集合了犀利主持何东对马未都、易中天、陈丹青、崔健、韩寒、海岩等六位文化名人的访谈录，其中锋言锐语交相辉映，让人品阅了一场难得的言论盛宴。本版内容选自对马未都访谈部分。
    
    2008年初，马未都登临《百家讲坛》，讲收藏，讲文物。
    
    当时的他已是收藏界的名人，也常在一些电视节目上露脸，但他并不满足于那种着重讲述自己收藏传奇的娱乐节目，希望有一个更重文化和学术的平台。
    
    而《百家讲坛》也不介意马未都毫无师承、一介草根的背景，认为他既是收藏界专家，又幽默博学、善于谈吐，正是极佳的主讲人选。
    
    双方一拍即合，从此，《百家讲坛》多了一位借着收藏讲文化的主讲人，而马未都也再一次将《百家讲坛》引领至爆红的境地。
    
百家讲坛是个献丑的地方，当下的书大都是伪书
    
    何东：这两年央视的《百家讲坛》在老百姓里造就了很多文化名人，你当初是怎么跟它开始合作的？
    
    马未都：朋友推荐。《百家讲坛》最重的任务就是物色主讲人，之前也讲了很多年，找过很多人讲，第一拨人都是顶级学者，霍金、李政道、比尔·盖茨[等]。但是它没有普及，可能没有办法、也可能没有想去普及。当时并不红，后来通过阎崇年先生讲“清史”才慢慢地红起来，因为清代电视剧演得多，很多人急于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它就红了。阎先生七十多岁了，一辈子都在研究清史。
    
    何东：就你自己而言，你觉得上《百家讲坛》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马未都：迫使自己加快脚步去做事。我算一勤快人，但是也偷懒，很多书在心里想了很久，但就一直拖着。但《百家讲坛》不让你拖，你上了这个船下不来了，得航行。我得讲近五十堂课，得备课。《百家讲坛》迫使我把已掌握的知识重新温习一遍，很多东西要核实。因为它是一个献丑的地儿，是一个准学术的讲座，比其他的谈话节目都要严谨。我上谈话节目不需要备课，上去就胡说，说错了也没有关系；那个可不行，你一上去有什么毛病一下子就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给你挑错呢。
    
    把已掌握的知识重新温习一遍——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非常有限，过去小时候不懂，不明白岁数大的人为何唉声叹气、感叹人生苦短，现在就不行了。让我产生最强烈的感受的是我父亲的去世，当我把他在八宝山火化了捧着骨灰盒的时候，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原来知道亲人死都是祖父、曾祖父，离我远着呢；但当时就觉得排队也排上我了，我是长子，理论上排队都排到我这里了。也就是说，人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够挥霍了。
    
    何东：你爸爸是1998年去世的？
    
    马未都：对。我父亲身体很好，就是突然之间[得]癌症去世了，癌长在主动脉上，72岁去世的。我跟我父亲感情比较深，觉得他那个年龄，那么好的身体，应该多活几年。但是我到墓地的时候，看那一溜[墓碑]，比我爹活得长的人可能就一个。所以人生——我们不想悲哀，我们也想积极，但它不允许。
    
    何东：我父亲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女孩也在办丧事，真漂亮，才14岁，我一问是得白血病去世的。后来别人问我说，要去浮躁、去火，去哪儿好？我说去八宝山啊，到那儿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马未都：尤其面对至亲[的离去]很有感触。
    
    我就是这个感觉，别空怀着这一肚子的学问最后就走了，加上我又能说，《百家讲坛》对于我来说有点取巧，省事了。这一套书出来50万字都不止。尤其是这种文章跟小说还不一样，[小说]写不过去的地方绕过去就行了；这个不行，你碰着问题了得硬碰硬地把它给解决了。现在的人愿意看这种社科类的书。
    
    最近我看各报的排行榜，往往是社科类的书排在文学类的前头，比文学类的书销量大得多。有时候文学榜的前几名连总榜的最末都上不去。总榜上都是社科类的，还有一些养生类的书也算社科类的。
    
    现在的老百姓很实际，掏钱买书一定是觉得这个书有用，所以有很多书是养生的，自己给自己治病，《求医不如求己》这类书卖得很好。现在的书也确实有问题，大量的书我认为是伪书，是没有学问的学问书，只有学问的名，有的干脆是老内容新名。
    
    我就上过这个当，买了一本书回来一看，还是那本书，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名。我当时来不及看拿着就走了。
    
学术著作大都化过装，能延续下去的都是大众文化
    
    何东：你觉得你自己跟大学教授说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马未都：第一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框框，表述起来没有谁约束过我；第二是我应该算是有口才的人。
    
    何东：你真正被广大的老百姓接受，还得从《百家讲坛》说起。你曾说，如果于丹算鸡汤的话，你就是方便面，有什么不一样？
    
    马未都：于丹讲《论语》正好是社会上很多人心灵需要慰藉[的时候]。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后十五、二十年社会变化太快，大部分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
    
    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年轻的时候都处在一个长时期不变化的社会里，那时候问人家年龄就知道人家的收入，多大岁数挣多少钱，上下不会差十块，社会财富比较均衡，所以大家的看法都一致。今天就不同了。现在大家不大适应这种高速运转，所以需要这种短暂的营养补贴，心灵鸡汤就是这样，喝一口很暖心，也顶一会儿用，大众需要这个。于丹讲《论语》大部分就是给我这种感受。
    
    我说我是方便面，是说特别实际，对于收藏者而言我是一袋干粮，管用的。我自认为我出的这几本书，对于每个收藏者来说都是必读书，不读就太可惜了，我要是当时入门的时候有这么一本书那就省大事了。这[书里的东西]都是我摸索出来的，明白人能听出方法来，一般人就听一个故事，听一乐也行，能听多少听多少，但是不可不听，也不可能白听，听了一定有用。只要你[听了之后]喜欢——别说喜欢收藏，我觉得喜欢文化——就够了。
    
    何东：你说不管多大学问，讲述上一定不要怕浅显，用浅显说复杂是一个本事。那你觉得这种学问需要用什么来衡量？
    
    马未都：我觉得关键看要求。其实学术也应该是两极的，一极是象牙塔、尖端，那些事情只能在高端的人物中探讨，可能社会上就那么几个人[懂]，甚至高到最后一加一等于二，就是陈景润一个人，别人都跟他探讨不了；另外一极就是大众。
    
    实际上我看过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准确来说就是在学术的幌子下的没有学术的学术著作，没有什么过多的内容，只不过写得佶屈聱牙，化装成著作。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学术上有好书，但是毕竟不是很多，所以才导致了现在学术著作抄来抄去。
    
    何东：你觉得学术性的东西通过电视大众化是好事吗？
    
    马未都：从民族文化的贯穿的角度我认为是好事，面越广对文化的滋生和绵延、延续越有好处。知道的人[越]多，这个东西延续的可能性越大；知道的人越少[就越难延续]，最后就消亡了。
    
    我们很多文化都消亡了、没有了，就是因为知道的人太少，不知道它也就不能去感受它。能够延续下来的都是大众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定都是大众的。只有少数人玩的那种学术，基本上不能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