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海：地名写满了人口迁徙的印记

静海地处天津西南，境内的钓台砦(寨)、独流东西二砦(寨)，与雄安新区的白洋淀等水泊曾经连成一线，有着延续千载的地理与政治渊源。境内的南运河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天津境内的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南运河才得以发挥勾连作用，为静海和天津成为我国北方重要商贸中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这次调查和探访，我们发现静海在历史发展中的融合过程。无论是我们查阅的许多当地的县志、镇志或村史，还是我们调查的民间自己收藏的族谱，大多将家族历史上溯至明朝初年的洪武和永乐年间，提到最多的历史事件是"燕王扫北"、"靖难之役"和山西洪洞大移民。但是，静海人口迁入并不限于明初，也不限于南方的一些省份和山西，尤其是到了清朝，山东和河北等地的移民因各种原因来到了静海。静海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与周边经济和文化融合的历史，体现了这一地区在历史发展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静海冬菜兴于静海，得到河北师傅的改进，吸收了天津市内的工艺，才最终享誉全国乃至海外，就是这样一个明证。

静海地名：印证人口迁移

静海的历史可以从静海的地名中找到许多线索。今天，顺着静海境内的南运河由南往北走，依次将经过唐官屯、吕官屯、王官屯、高官屯、陈官屯……而另一些村庄则都有个营字，如王口镇的南万营村、唐官屯的蛮子营村、独流镇的王家营、苟家营、刘家营等。

由于年代久远，又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这些地名形成的年代和来源已经大多无法可考，有的只是传说。例如，据说吕官屯的名字，来源于明永乐年间率屯军在此驻扎的吕长斗。不光是吕官屯、唐官屯，许多静海的村镇在说到自己的来历时都有这种说法，但是正史中对此并没有记载。与此可能相关的仅是《明实录》提到的永乐年间在天津设立天津卫和天津左右卫。"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天津三卫士兵定额16800人。卫下面设千户和百户。据载，唐官屯镇西2公里处就设有一个千户所，王龚武任千户长，下辖陆官屯、孙官屯(今属河北青县)、梁官屯、靳官屯、赵官屯等10个百户所。按照明律，这个千户所在唐官屯一带屯田6000余亩。

而且除了军屯，还有民屯。军屯八分稼穑，二分守城，因此多携家带口。民屯虽然大多也是由政府组织，但是并不像军屯那样组织严密。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迁移，其实这不是传说，而是确有其事。有人大致统计了一下，明初的洪武和永乐年间，政府组织了18次的全国性人口大迁移，目的地就包括静海这样在元末明初遭受战争蹂躏的地方。我们此次调查的许多静海家族都声称自己来自山西的洪洞县。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明政府为了鼓励百姓迁移，不但在到达迁入地后免粮免税，而且发给数额不小的现金，用于添置生产资料等。

但是，许多今天的静海村镇形成于明初当无疑问，虽然如今已经没有直接的史料文字来佐证。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静海的家族在描述自己的历史时将起源的时间指向明初的永乐(1403-1424年)。如果这些文献所述属实，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以吕官屯村的有关姓氏为例。马氏家族族谱在太平天国时期散佚，虽无族谱，但据称其先祖来自山西洪洞马家林。王氏家族先祖据称，于洪武三年(1370年)调补天津卫前所，洪武十八年居静海县唐官屯，入军籍。永乐二年(1404年)军屯于吕官屯，自此永久居此。冯氏家族据称永乐年间屯垦直隶冯口镇。清乾隆年间因商业之通家，迁到吕官屯。朱氏族谱则记载，永乐二年，其族人由山东莱州府平度州新河镇朱家贯庄，迁来本邑。

这些都说明静海的发端与明初人口迁移有密切关系。当然，明初军屯只是静海人口迁入的重要来源，实际上静海的人口来源地远不止山西洪洞，还包括山东、河北、安徽、湖北、江浙等地。仍以吕官屯为例，这里的杨氏家族一支据称是清嘉庆年间，从山东乐陵小屯村离家出走，永久定居于此。张氏一族，祖籍河北南皮，清光绪十年左右，逃荒至吕官屯。

乾隆御碑：见证京畿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关系史

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静海县文物分布图"中，梁头镇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遗存标注，但我们的静海考察第一站还是选择了梁头镇的梁头村，因为那里有一座静海教育博物馆，收藏着静海境内几乎所有已发现的历史碑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存至今的碑铭文献，已经成为探寻地方历史文化脉络的重要史料来源。在筹备静海考察期间，我们从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类天津地区碑刻目录中，整理出静海地区明、清、民国时期的各类碑刻铭文21通。抵达位于梁头镇中学北侧的教育博物馆，园区内正在维修施工。在博物馆周俊起老师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中，我们在略显杂乱的碑刻展厅，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欣喜。

静海教育博物馆内现收藏陈列了碑铭34通，远远多于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碑刻的内容也丰富多彩。置于馆内最醒目位置的，是原立于子牙河畔王口乡堤台村的乾隆御制诗文碑，见证了因水利而交汇的京畿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威权历史。久闻其名而终得一见的《静邑东西双塘承办义渡永免杂差碑记》，还原了南运河畔因漕运而兴盛的地方士绅群像。新发现的几通碑刻，则令我们关于静海历史的认识更为生动而立体。"静海一怪--城隍庙在城外"是广为流传的一则民间传说，甚至吸引了专注中国明清城隍信仰研究的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教授专程来访。根据民国县志记载，静海县城隍庙立于西门外，明万历二十四年由静海知县重修，后又有地方大族元氏捐田出资重修，在静海城区发现的《重修城隍庙两配殿山门土地五道等祠以及诸善举并志》碑文，则是咸丰三年焚毁后再次重修时所立，深入探究这通碑文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对静海城隍信仰传说的建构过程，予以历史地分析与解读。从马厂减河畔唐官屯镇十八户村送来的《开成桥残碑》，与立于九宣闸的《南运减河靳官屯闸记》，以及陈列在陈官屯运河文化博物馆中的"盛军督造"铭文砖一起，无不在提醒我们，光绪年间淮军屯驻京畿的历史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津南区的小站一隅，涵括了从沧州的马厂沿运河、减河直至海河岸边的葛沽、新城一带，静海也概莫能外。最令考察团队成员感到兴奋的，是一块暂时无法推断立碑地点的《粮行买卖粮石行规旧章》碑，碑文中清晰可识的"脚行"、"铺家"、"仁远堂"、"人和号"、"宝聚成"、"永发斋"等名号，昔日商业集镇之繁华景象，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