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中:中国人工喉之父

　   让哑人说话,许多人认为如同“铁树开花”。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起,杨仁中便带队研发中国人工喉,通过多项在中国“首创性”的研究,使3000多名海内外哑人再度发声。他曾获毛泽东主席7次接见,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先后接待过逾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者。  

　　在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的西北角,一栋年代久远的二层小楼在寒风中显得极不起眼,这里是鼎鼎大名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国人工喉科学实验小组、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的所在地。
　　1月5日一大早,记者来此探访。楼上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门把手被人摸得铮亮,可以想见几十年来这里被无数哑人“踏破了门槛”。推开门,狭长的走廊侧墙上贴挂着各种资料,详细介绍了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哑人前来求医、走向康复的情况。
　　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着一老一小。老人身着隔离衣,头戴额镜,正慈祥地捂着男孩的小手问长问短:“这两天嗓子什么感觉?按时吃药了没有?哪里不舒服跟爷爷仔细讲讲……”
　　“这就是杨仁中教授。我上小学时就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他的事迹。想不到大师快80了还出诊,连咽炎这种小毛病也耐心看。”男孩的父亲说。
　　见记者走过来,老人站起身,笑着冲我们摆摆手:“大师不敢当。患者有需要,做医生的怎么能不看病?”

                                   解一个千年之谜
　　杨仁中的展室约有60平米,陈列着他数十年来丰硕的科研成果。最显眼的是1到8型的“中国人工喉”。
　　“你看,这是第8型的。”杨仁中取出一个给记者看。只见这个人工喉由尼龙做成,放在手上掂一掂,要比看着轻许多。打开位于中间的那个“圆柱舱”,两叶医用发音膜露了出来,它们构成了人工声带,即人工喉的发音器。
　　“简单说,这就是个语音康复的工具,为全喉切除手术后或是喉头破坏后不能发声讲话的‘半路哑人’服务。这一头儿连着病人颈部的切口,那一头儿放进口腔,患者经过训练就能开口说话。它还能让气体在鼻腔里回流,让病人重新闻到气味,这一点是‘中国特色’,国外人工喉可比不来。”
　　杨仁中说,“一位西方国家的驻华武官夫人曾来参观,觉得自己是中国通,她插着手、仰着头、踮踮脚,认为他们也有人工喉,对中国人工喉根本没看上眼。我有点生气,告诉她,‘这项研究中国人在1000多年前就有了,是中国人工喉破解了这个千年的谜题’,接着就介绍了咱们发明的特点和优势,而西方的研制才100多年。这让这位高傲的夫人的态度立马有了转变。”
　　千年之谜是什么?杨仁中自豪地解释起来:“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讲过,‘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做人言,谓之嗓叫子’,还举了个例子,一个因病变哑的人受人冤枉,上公堂打官司说不清楚,戴上这个‘叫子’后就让人大致听出讲了什么。戴上‘叫子’能申冤,这多神奇!可书上的描述不清晰。我们研究的中国人工喉不就是‘叫子’吗,这就破解了沈括的这段话,更说明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没落后过。”

                               “黑侠”的配合
　　忆起研发人工喉的日子,杨仁中兴致勃勃地说:“1958年中国第一个人工喉诞生,其实在这之前,当我还是个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琢磨。那个时候没条件,要到废品堆里去找实验器材。想着怎么解决气流进入的问题,还把胶皮管插到自己的鼻腔里作实验,刺激得我眼冒金星,这滋味可不好受。”
　　杨仁中1933年出生在住着乞丐和算命的人的大杂院里,在贫民窟里长起来,光上小学时就搬过11次家,很少住过不漏雨的房子,稍大点儿了还流过浪、打过工、卖过香烟。
　　“这些苦你们年轻人哪儿体会得到。我有个外号叫‘大老冤’,小时候给爷爷看庄稼能一整天不挪地儿,傻气,认准了的事儿扑下身子干。”
　　但人工喉是否能够帮助患者重新发声,还需要在病人身上得到验证。谈起这段,老人直说要谢谢“黑侠”的帮忙。
　　记者在展室里找到了“黑侠”,杨仁中把这位老朋友的照片摆得端正、显眼——一身朴素的着装,看上去就是个朴实的劳动者。
　　“不要小看他,他本名叫王德胜,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虎将,善用双枪,百发百中,还曾经单枪匹马闯到哈尔滨完成任务。”杨仁中竖起了大拇指,“他也是个‘半路哑人’,当年找到了我,强烈要求参与到人工喉的研究中来。那天,王德胜和另外两位病人见到我便一把拉住我的手,他们写道,‘杨大夫,你拿我们作试验吧,只要能使哑人重新说话,就是用我们的生命作试验,我们也心甘情愿。’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也不知道试验了多少次,一直到1958年7月,有一天他戴着人工喉颤抖地喊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整个病房的病人都开始欢呼庆祝,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那以后,“黑侠”王德胜协助他下到工厂,一起提高人工喉的质量,尽快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的批量生产。“这叫做医生、病人、工人‘三结合’。”杨仁中说。
　　杨仁中表示,“所以,有人建议把人工喉命名为‘杨氏人工喉’,我没有同意,因为这是集体的智慧、群众的创造,应当叫做‘中国人工喉’。”

                                   最难忘的记忆
　　领导人多次接见,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在国人眼中是无上的荣耀。记者也迫不及待地请求老人讲讲那些经历。　
　　“第一次受到主席接见是在1959年建国10周年时,我作为科技界代表进了京,那年我26岁,还是借了套不大合身的西装,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你再看这张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我站得离毛主席多近!我记得当时自己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主席,心里充满了敬畏又特别想亲近他老人家。当他老人家迈步走路时,我竟不由自主地上前搀扶了一把,他点点头,看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和蔼地说了声‘谢谢’。”老人开心地笑着,像个天真的孩子。
　　杨仁中当时是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三位医学专家之一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被特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主席了解人工喉吧?”记者问。杨仁中说:“毛主席对一篇报道中国人工喉的文章作过批示。‘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这是伟人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人工喉的充分肯定。”
　　“第一次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杨仁中回忆说,“在山东医学院上学时,我被选派参加了中华第十六届学生代表大会,有机会见到了总理。那时要排队和总理握手,我先是排在前面,握完了手,又赶紧排到了队尾,周总理握到最后,发现和我握过了,笑着说,‘这个小家伙’。总理还问过我来自哪所学校、学校有多少毕业生,我的这股不怯场的‘直’劲儿让总理特别高兴,对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再见面时,他一下就认出了我,说‘你就是山东医学院的小杨吧’,还一把拉住我的手大幅度地左右摇起来。后来见的次数多了,更是会隔着老远就亲切地打招呼,就像是遇见了老朋友。”

                                 不断“否定自己”　
　　“从中国人工喉诞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对它的否定。”老人这话一出口,让记者大为惊讶,不过细细想来,或许正因为如此,杨仁中能够不断地改良,推出一个又一个新型人工喉。
　　杨仁中说自己另有所指:“外界公认中国人工喉结构先进、性能好,也获得了全国卫生科学大会奖,连关于它的彩色科教影片也在国际影展上得了金奖,可在我眼里不完美,它不美观,携带不方便,也并非所有病人都愿意戴上。有一位东北的患者告诉过我,就算是穿得厚实、围上两层围脖,戴上人工喉,还是能让他半截身子都发凉。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我开始研究食管发音讲话训练法、喉——气管狭窄自调扩张法、电子助讲器、胃代食管发音法等等。”
　　“就说食管发音法吧,李文华就是靠这个再度说话的。”杨仁中指指墙上一张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学习发声的照片对记者说。“李文华作了全喉切除手术后,主动联系到我,要学习食管发音。我愿听李文华说相声,也明白相声演员不能开口说话心里有多遭罪。可食管发音练起来也不轻松,我搞研究时就有过亲身体会,改变食管的生理功能会引起腹胀、恶心等一些生理反应,但李文华学得特别刻苦,我曾到他家进行过一对一的指导,从打嗝练起,然后往外蹦字,再练音、讲词、说句子,他不到一个月就能用食管发声,后来还成了其他患者的‘老师’,和医生一起教病友学说话。”
　　“许多康复的患者愿做‘老师’。”杨仁中告诉记者,从1974年起,他向上海、沈阳、广州、北京的四个语音康复中心提供了无偿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带起了一批语音康复专家,而不少已经能发声的患者也参与进来,让他十分欣慰。“病人间交流起来格外亲近,一批病人康复后再帮助另一批病人学发音,这使得更多人得到帮助。”
多一点遗产、少一点遗憾
　　采访中,杨仁中回忆起了一个叫王云丰的河南小伙子。
　　“一个大冷天,王云丰就瘫倒在研究所的楼梯旁,颈部插着管子,眼里含着泪。我一见,赶紧安排他住上院,让他吃上饭,给他免费治疗。考虑到他年轻,还要成家立业,我没打算让他戴上人工喉就了事,而是用喉狭窄、气管狭窄自调扩张法帮他恢复喉部发音、呼吸。”治好后,杨仁中还给王云丰买了新衣服,让他高高兴兴回了家。杨仁中说,“小伙子后来也顺利地娶了媳妇。”
　　“没钱看病的患者,我遇到的太多了。”杨仁中说,“不少病人因为确诊喉癌、切除喉头已经花了许多钱,找到这儿的时候,有的还随身带着安眠药、农药、麻绳,说在这里治不好就不活了……”
　　因为父母在洋人开办的医院里打过工,杨仁中小时候亲眼见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看不了病、救不了命,“我小时候常做同一个梦,梦见咱中国人开了间医院,四个大门全敞开,病人随时进、穷人也能看得起病。”所以,面对穷苦病人,杨仁中总是尽其所能提供免费的帮助,照顾他们的起居,也用过“以工换医”的办法,让过意不去的患者能安心治疗,花最少的钱看好病。
　　采访中,记者在走廊上还发现了一个“功德箱”,写着有钱多交、没钱免费。杨仁中说,“这是希望有经济能力的患者能多帮助贫困的病人看上病。”
　　直到今天,79岁的杨仁中依然每天工作,微笑着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周总理曾对我说,‘为祖国争光,为病人解除痛苦’。我当然要为患者坚持服务下去。人生百年,纵向的长度总归有限,何不横向延伸,多一点遗产、少一点遗憾?更何况,解除病人的痛苦也是忘忧的良方,看到更多的患者开口发声、走向健康,我的内心也得到了安慰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