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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6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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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骨刻文: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

  • 作者:丁再献     来源:名网     发布时间:2024-04-10

东夷骨刻文——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
---东夷文化研究之一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我国最早的文字要数金文了。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始创文字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数百年。甲骨文不仅为研究考定古代史、语言史和文字史提供了新的珍贵文献,而且也为古文字书法艺术和书法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真迹资料。那么甲骨文是否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呢?考古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甲骨文决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差不多已经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的谜底。
点点斑斑皆字符,肢肢胛胛尽文章。几年前在山东省集中出土了数百块兽甲骨,刻着近千个图文符号,结构和布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这些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虽然尚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明显的某种传承关系,是解释中国文字起源的新依据。
根据发现雕刻图文符号的兽骨研究,刘教授认为这些骨刻文是距今3600~46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字,应当是龙山
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比安阳甲骨文还要早1000年。而其晚期与甲骨文形成的早期是交叉使用的,因此,刘教授定名为“骨刻文”。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属于当时比较成熟的文字,之前还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推测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其后的一系列考古证明,郭沫若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骨刻文在山东昌乐、寿光、桓台、章丘、邹平、淄博、青州和诸城等地比较集中,内蒙赤峰、关中等地多处也都有不少发现。在山东莒县与陕西临潼等多处还发现比骨刻文还早的陶刻文。岩石是古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天然载体,在岩石上作画,也可以抽象表达一个完整意思,且能长期保存,因此,岩石画的遗存分布地区更广,其中有些岩画的创作时间可能比陶文更早。可以说在东夷民族的活动中心山东,遍地皆有骨刻、陶刻和岩石画。但是由于陶文和岩画看不出与文字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还不能把它们称为中国文字的源头,这与骨刻文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一般认为是100多年前的王懿荣先生,但也有一些争议,因为在王懿荣发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关于甲骨文的记载了。笔者认为,几百年前就有农民在殷墟遗址上挖出甲骨到药铺卖钱的,也有拿到京城去卖钱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甲骨文的真正价值,因而他们都不是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就如同人人都知道苹果熟了就要落地,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却只能归功于牛顿一样。骨刻文也有类似的经历,其发现者是刘凤君教授,这是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山东是东夷文化的中心,是人文始祖、东夷领袖太昊、黄帝、蚩尤和尧舜的故乡,历史上就有山东寿光仓颉(也有陕西白水、山西临汾的说法)创造文字的记载。在这些人文始祖的故乡发现反映先民们活动的蛛丝马迹的骨刻文,对于研究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历史,对于研究文字发展史以及探索古文字书法艺术的源流提供了难得的真迹资料。由于文字的造字法首推象形,而象形起源于事物形象的摹画,东夷骨刻文恰好处于形象摹画向文字符号过渡的历史阶段,也正是文字的象形文字形成的初始阶段。据此笔者大胆推断,东夷骨刻文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
山东发现的骨刻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甲骨文是阴刻而多数为直线条,骨刻文符号也都为阴刻而多数为弯曲线条。骨刻文笔画婉转曲折,刻画纤细,多数为弧笔和曲笔,呈现出螃蟹状、草虫状和鸟状等形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骨想必也应该没有问题。骨刻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兽骨上的文字。其中有些兽骨是极其坚硬的,不同于龟甲,如果不用醋酸的侵蚀,用一般的铁器或铜器刀具是难以在骨头表面上刻写的。而且兽骨不仅坚硬,而且圆滑,这就给创作者们造成了一定的雕刻难度,雕刻技法也很难掌握,笔画会不能按照本意走,甚至因滑动而造成不规则形状,更何况这些骨头上的文字或图画又往往小得近似微雕。先民们是用什么刀具刻写的呢?这又是一个谜。根据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酒器的情况推测,当时既然能够造出酒来,也同样能够造出醋来,兽骨在刻写之前先用醋浸泡这是第一种可能,但经化验这些骨头并无酸性元素遗存;第二种是经过高温蒸煮可使骨头变软一些;第三种可能是就地取材:昌乐一带盛产宝石,而且刘凤君教授果真就在骨刻文出土地发现了类似玛瑙的坚硬而锋利的石头,用这种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锋利石头刻画也是极有可能的。在笔者陪同著名地理研究专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祖陆教授到此考察时,发现这一带的刚玉也随手可捡,这与刘凤君教授的分析完全吻合。
近来听某医学家讲,人类的大脑是经过了几百万年进化的,几千年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个瞬间,变化并不很大,几千年前先民的智商并不比现在人的低。从东夷人的种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来看,确实不比现在人差。

刘凤君教授考证:“昌乐骨刻文中‘凤纹’样的字很多,在70多件骨刻文中,有10个以上甚至是更多的‘凤’字。‘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昌乐骨刻文的大量‘凤’字均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而骨刻文中的“龙”字则较少,“凤”字较多,而“龙”字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在寿光2号骨臼中,刘教授还发现了“尧舜相会”图,这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刘教授还首先发现了八个象汉字中尧、舜、龙、凤、鹿、豕、犬、人的象形字。遗憾的是由于没能写出,有的学者不表赞
同,剩下的大多数骨刻文字也一直未能释读。
山东省集中出土的数百件骨头上所刻的近千个符号,最大的难题是对这些骨刻文字的解读和辨认。笔者虽然不是专业考古人员,但却是东夷文化研究的忠实“粉丝”,加上对古文字书法艺术多少有一些了解,以及对刘教授的敬慕,有幸也有兴加入到这场“猜谜”游戏中来。

究其“龙”字少而“凤”字多的原因,笔者认为:山东地区是东夷民族的发源地,东夷民族的图腾最初是龙和凤两大体系,以东夷祖先太昊伏羲为代表的是崇拜龙。后来太昊率领一部沿黄河向西南并向全方位发展,与当地民族文化相融合,便有了龙的影子。到了炎黄时期更加明显,以黄帝为代表的一部崇拜龙,以少昊为代表的一部崇拜凤。黄帝率部沿黄河向西南并向四面发展,崇龙派与所到之处的民族相融合,黄帝一族迅速扩张,后成为最大的族系,龙的影响越来越大,崇龙者随之遍及华夏大地。而以少昊为代表,留守山东崇拜凤的东夷原居民族在原地继续发展
壮大,这可能就是山东地区骨刻文中“龙”字少而“凤”字多的真正原因。

笔者在骨刻文中还发现了一组一组的形象图案,如寿光6、12、49号和昌乐15、29,31、36号骨上就是一组组以凤为首的群鸟图;寿光7号骨上极似一组欢庆图;寿光51号骨上酷似一组彭翦拜祖图。昌乐3、4、30号骨如一组组占卜、记事图;昌乐6、31号骨如一组组战场图;昌乐3、14号骨如一组组人兽奔驰图;昌乐35号骨如一组狩猎图;昌乐66号骨上还像一头羊与一只鹤在一丛竹林边戏耍;昌乐19号兽骨残片则是一组春游图,可能是最早的旅游活动记录。这些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样。
刘教授在寿光2号骨臼中发现了“尧舜相会”图之后,笔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相继又发现了“炎黄结盟”图、“颛顼师昊”图、“颛顼诲喾”图和“仓颉待沮”图等诸位人文始祖同镌一块骨臼。前四组图(字),可以使人们对东夷时期各个阶段的历史、各个始祖人物传奇产生广阔的想象空间。第五组图(字)则让人们可以根据史书记载,想象出仓颉如何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的。而后人依这“炎”、“黄”、“颛”、“颉”、“尧”、“舜”六个图像为原型略加改良成为甲骨文和金文,并被传到了现在。
笔者在研究寿光骨刻1号时又发现了可能描述东夷地区的形势图,可以看出作者将这块骨臼视为了东夷地区的版图。分别位于中、中南、东、西、北方位的“雄鸡唱晓”图、“山水相依”图、“江山永固”图、“鹤谐仙乡”图、“枕戈以待”图、“兵神蚩尤” 图,可能表示太昊、炎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人文始祖曾长期统帅东夷地区。东海之滨,可能历来就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最西侧和北部,可能表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安宁。可以想象,当时东夷地区经济发达,到处呈现出一派和谐盛世的局面,因此笔者命其为东夷地区“盛世”图。而这“鸡”、“山”、“永”、“鹤”、“戊”、“蚩”字(图)均被甲骨文和金文规范成字。

笔者认为,根据甲骨文向金文演变的某些规律,对于东夷骨刻文的破译是非常有必要借鉴的。甲骨文向金文的过渡有几种情况,一是从具有很强的图画性到脱离图画的符号化的演变;一是由繁到简的演变;再就是完全照搬,笔画相同,有的只是在书写方法上略有变化。当然也有少量是由简到繁的,这往往是形声字演变的结果,有的增加了形旁或声旁,但基本上是万变不离其宗,有规律可循的。而东夷骨刻文向甲骨文的演变也基本上存在这四种情况,只不过由图画性向符号化过渡更为明显,由象形、指事、会意向形声字转变的还不多见。由于借鉴了这一规律,在刘教授破译的八个字的基础上,笔者一口气又破译了近百字。为了便于对照辨认,按照汉字发展和演变的顺序,对这些破译出的文字分别用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书体,以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创作了几幅题为“中国文字演变过程”的书法艺术作品,并在每字后附有骨刻原图,今取其一,以供读者参考鉴别。(如图)
六书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与造字有关。东夷骨刻文虽然能够辨认的只有近百个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中看到这四种造字法当时几乎全部用上了。象形字是最基础的字所以象形字占多数自不待说,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些半形象、半会意字的出现,如“尧”、“舜”、“走”、“奔”、“天”、“祖”等字。特别是“尧”和“舜”字,可能是当时人们
对尧和舜会见场面的描述。这一简单的画面,竟然揭示出创造“炎”、“黄”、“蚩”、“颉”、“颛”、“尧”、“舜”等字的千古之谜!有谁能想到,几个汉字居然与这些人物见面的绘画有关?如果不是这幅画的出现,谁能解释清楚这些字究竟起源于六书中的哪一种?由此我们既可以领略到东夷先民造字的智慧,同时也可以由此推断,尧舜二字之源大概只能上溯至此了。这两个字明显被后来的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并略加改良。
指事字在其中也已经出现,例如“上”、“下”二字。再就是形声字,虽然还不多见,但其中的“祖”字,就是由两个构件组成,具有了形声字的特点。
东夷骨刻文不仅为文字史、书法发展史提供了真迹资料,而且也为研究考定古代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东夷的城市已经出现,制陶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都已经比较先进,而且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有了这些骨刻文字的出现,则进一步证明了5000年文明史是有充分依据的。“炎”、“黄”、“蚩”、“颉”、“颛”、“尧”、“舜”等文字的发现,也进一步证明《史记》关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刘教授一起探讨汉字的发展史,探讨华夏文明的源头,是一件十分艰苦但又颇具成就感的事情。回忆当年笔者曾经怀着质疑的态度登门造访,正遇教授在清凉校对那堆骨头,不仅亲眼目睹了诸多实物佐证,还聆听了教授的高论,大开眼界,因此成七律一首以记:
痴情隶篆昧源头,恰遇刘公对骨雠。
土巷得来识凤鸟,铁箱存放悟龙牛。
君言豕鹿尧称善,吾道马兵舜赞优。
仓颉行文华夏早,夷人捷足志风流。

东夷始祖群英图的发现
---东夷文化研究之二  


在一件编号为寿光2号的骨臼上面,刻满了图像,靠近中间明显处,有两个面对面的人物,这就是被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命名的“尧舜相会”图。这一图像的发现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经过深入研读,笔者发现就在这同一骨臼上还有四组图像,遂为其命为“炎黄结盟”图、“颛顼师昊”图、“颛顼诲喾”图和“仓颉待沮”图,原来这是一组山东籍东夷先民始祖群英图。创作者以大写意绘画手法,每幅画了了数笔,仅用几组图就将4000多年前的历史要点基本表达清楚。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概括力,是东夷文化的精髓所在。根据当时这位创作者的刻画描述,笔者有如下理解。
一、“尧舜相会”图  这组图为刘凤君教授首先发现并命名。图的左边是一体健德厚的中年男子,他头戴平顶大帽,眼睛和顺地看着对面人物的前下方,手持一长柄农具状什物,左腿趋前,右腿弯曲,正准备给对方行施大礼状,似欲接受对方指点或教诲。右边是一老者形象,发丝稀疏,仅存几根长发散飘在空中,显得飘逸深沉,身躯略曲前倾,跽坐于地,双手微举,似为迎接造访者,正在说
着什么,神态老熟而又和蔼可亲。两个人物老壮好和,动静相宜,在众多刻画中间,如众星捧月般地显赫。
之所以命名为“尧舜相会”,刘教授认为,首先是时间吻合:从刻画风格看,这幅画属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物,而尧和舜也是这个时代造就的英雄人物;第

二是地点吻合:舜生于今诸城,距离寿光较近,青少年时期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第三,尧晚年各地访贤,后四岳皆推舜,尧就访贤于舜家乡。经多次相会,推心置腹,尧完成了任贤于舜的历史壮举。也就出现了尧天舜日时代。尧访贤于东夷,和舜相会并举贤,也就成了脍炙人口的美丽故事。用艺术形象记载这一历史壮举,已是顺其自然的事。从骨刻文尧的形象到甲骨文“尧”字的造型也说明“尧”字就是一个简化的老年人符号,头部突出两个大而有神的眼睛,身躯弓背,双手下垂,跽坐。很明显,甲骨文的“尧”字是从骨刻文的人物形象发展来的。“舜”的图像与字形更为相似,两只胳膊下垂,像个秃宝盖儿,秃宝盖儿上边的大帽子像一撇,脸部像三个点,秃宝盖儿下边下肢与农具构成字的下半部。笔者认为,尧和舜的形象与史书描述、传说都很接近,与书法和绘画作品也很接近,而且“尧”字的造型与甲骨文基本相同,“舜”字也在金文中基本保持了头戴平顶大帽的这一描述,其他甲骨文中也有近似的书写方法。
二、“炎黄结盟”图  在骨臼右上方之右侧似一位身披蓑衣,头上饰有两根鸟尾羽翎的中年人,躬身面向左侧一位比他稍微年轻的方脸中年人。方脸中年人昂首挺胸、似乎一派胜利者的姿态。遗憾的是其头部上方腐蚀较重,很难辩别头饰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炎黄相会的一组“炎黄结盟”图。
根据史书上对黄帝形象的描述,一种是握成发髻并横插一簪,一种是头戴冠巾。从甲骨文中的“炎黄”二字的写法可以看出,二字是根据这一形象描写而形成,只是“炎”后来不仅变瘦高了,而变成上下结构。“黄”字在甲骨文中继承了骨刻文的四方脸型(国字脸型由此而来),随着人们的审美变化到金篆字体中修正为上宽下窄型,而到了隶书中又回到了最初的四方脸型。国字脸型,这一称谓人们说了几千年,可谁能知道源于何人形象?当这幅“炎黄结盟”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时这才恍然大悟,国字脸型竟由此而来!很有可能当时人们以黄帝的某些特征与黄颜色有关,将“黄”字既指黄帝又指黄色。而炎帝的某些特征与热有关,“炎”字既指炎帝又指炎热。
根据《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的记载,判断二者应为胞族兄弟,又是同一胞族部落中的两个首领,都是我们的人文始祖。文明与野蛮互渗透,战争与和平共生存,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所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炎帝和黄帝率领的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生存空间的开拓,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摩擦甚至发生战争,双方通过长期的斗争与磨合,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达成了联盟,在著名的阪泉之战中黄帝胜利了,因此也成为炎黄结盟的起点。他们联合击败了蚩尤等对手,最终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民族的主流,进而统一了天下。这幅“炎黄结盟”图,创作者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一事件记述创作而成。
三、“颛顼师昊”图  这组图像位于骨臼左下方,右侧一人头上两只角,形似一位少年跟随在一位鹰鼻子、头饰鸟羽毛的中年人身后,前边的中年人极似史书中少昊形象的描述。这组图像神形兼备。从二人神态分析,似少昊带领颛顼到某地视察,边走边向颛顼讲授治理部落(国家)方略,颛顼在认真聆听前辈的教诲。少昊开始以玄鸟,即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嬴),最后以鸟为崇拜图腾。
少昊,黄帝之子,又称穹(空)桑氏、金天氏,名字叫挚,本相是一只金雕。少昊是东夷部落领袖,人文始祖之一,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1、2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
《说文解字》中说:“赢,少昊氏之姓。”“嬴”字金文中正像鸟的形象。昊,会意。从日,从天。本义:广大无边。
笔者推测认为:这个少昊图像应为“少”和“昊”字的组合图,你看这少昊的头上两三根鸟羽饰物倒像一个“少”字,这在甲骨文字典中找到了答案。甲骨文字典1151页中的“昊”字就是一个少昊组合字形,与寿光骨刻2号中的少昊图极为相似,典中解释为:“从良从大。”显然解释有误,这可能是作者那时没有发现骨刻文所致。
颛顼,《山海经》、《国语•楚语》记载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裔,与少昊应是叔侄关系,是前承炎黄,后启尧舜,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十岁辅佐少昊 ,十二岁而冠,二十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颛顼是黄帝的曾孙,他的父亲叫韩流,容貌怪异,长脖子小耳朵,人面猪嘴,麒麟身骈体腿,猪足。颛者,专也,《说文》中对“颛顼”名字的来历作了推测,说:“颛,头颛颛谨貌;顼,头顼顼谨貌,此文云云,疑颛顼所名,以似其父欤?”意思是说大概颛顼的容貌很像他的父亲韩流,所以名“颛顼”。
《说文》中说“颛”字通“专”,“颛”字可去页边,即为颛顼的象形字。颛顼的形象倒是有点儿像“耑”字,只不过上面少一竖,下面似“而”但也少一竖,可能是后来演变的结果,因此《说文解字》曰:颛从耑。
四、“颛顼诲喾”图  这幅图位于骨臼右侧,该图右侧似一位欢快活泼、形如雏莺乳燕的少年,跟随在右侧极似中老年形象的颛顼身后。喾天姿聪慧好学,经常跟随伯父到各地巡视,学习伯父治理部落(国)的经验,并始终带有少年爱活泼爱动的形象。帝喾辅佐颛顼管理国政时,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政治才能。颛顼在位七十八年,死的时候就将帝位传给了帝喾。帝喾保持了其东方鸟夷商远祖地位,大都说他与简狄因玄鸟生契,意思是喾形象似玄鸟,玄鸟类似燕子。相传帝喾生于穷(空)桑,母因踏巨人足迹而生。帝喾少小聪明好学,十二三岁便有盛名,十五而辅佐颛顼,三十而得帝位,迁都毫邑(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在位七十年,享寿百岁。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 黄帝之曾孙也。名喾(一名夋),号高辛氏,是黄帝曾孙,玄嚣孙子,父亲叫蟜极,颛顼是他的堂房伯父。帝喾继颛顼位后,“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喾还善于因势利导,引水灌溉田地,“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图中颛顼的形象头上的两只角一如前图,但目光更为深邃,面部已显衰老,头部以下似乎由一个“而”字构成。
五、“仓颉待沮” 骨臼的另一侧有个独立的僵直着脖子人物头像,头顶扎一发髻,鼻梁尚清析,脸右侧隐约有三四条较深的皱纹,就像几只无法睁开的眼睛,脸左侧腐蚀较重,好象有一只眼睛。头像右侧上下布满了似鸟、似兽的许多图案。
这种多重眼眉的图像,使人极容易与仓颉联系起来。《论衡•骨头相》中说“仓颉四目”。还有的记载仓颉“龙颜四目,生有睿德。”也有传说他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震惊尘寰。黄帝时有大鸟衔图,体备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曰文曰信义,膺文曰仁智。这些记载可能与此图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笔者据此认为这组图极有可能是仓颉造像。《说文解字》中说:“颈项僵直的颉,直项也,从頁,吉声。”金文中的“页”字就明显是参照仓颉形象
而成字的。
仓颉,《淮南子》记载:“苍颉作书”;《春秋元命苞》曰:“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记载:苍颉,传说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仓颉的重要助手是沮诵,传说是他们二人通力合作创造了文字。前几幅图均是成双成对,唯这组图只有一人,是否作者表现的是仓颉正在等待沮诵来一起研究文字?也可能这位创作者未能掌握沮诵的形象特征,一时没能画得出来?因此,笔者取其名为“仓颉待沮”图。

沮诵,《路史•疏仡纪•黄帝》记载:黄帝“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执青纂记,言动惟实。”《世本•作篇》记载:“沮诵、苍颉作书。”《四体书势》记载:“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
对于以上五组骨刻图文的解读,是否恰当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仅作铺路和引玉之砖。但这些图文作为史前文化的见证,却是十分难得的珍贵文物。透过这些图文,我们不仅看到汉字的演变与图文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同时也可以领略到史前的文化是何等灿烂多彩。当第一次看到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小提琴的漫画时,你会惊叹画家艺术构思是多么的精妙绝伦,你会由衷赞美现代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何等丰富!但是当你看到4000余年前东夷先民们把一个个先祖形象刻画成汉字,并当做记录语言的符号流传至今的作品时又有何种感想?他们比爱因斯坦的漫画整整早了四十多个世纪!


首阳山岩书和崇山石祖林与寿光51号骨刻一脉相承
---东夷文化研究之三   


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不仅在昌乐发现了许多骨刻文字,还在县城东10华里的首阳山南麓考证了古东夷先民岩书,还在附近发现了崇山石祖林。刘凤君教授介绍,2008年12月,他率领考古人员前往进行了考察,这次考察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笔者赋七律一首为记:低山高树掩重楼,石祖成林育万秋。宝石晶莹铺重镇,仙湖碧透泛轻舟。首阳岩画书新意,都府骨文序旧由。更喜刘君识古字,华章再现数风流。
一、首阳山岩书。刘教授考证: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距今约有4000多年,古东夷先民在这里祭祀时刻划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和符号。整个岩书分前后两个时期刻划完成。第一期刻划线条较细,为图画象形文字,多数是动物的形象,鸟头的刻划较多,与昌乐骨刻文有一些相似之处,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或岳石文化时期的遗存;第二期大约是商周时期或以后的遗迹,阴刻线条较粗深,有的刻划在一期图案上面,字的造型较简单,笔划较少,应为符号文字。
此处岩书虽然以符号为主,但也发了一少部分类似骨刻文的影子,例如“祖”字,只是较之少了一个小球,而与甲骨文差不多。刘凤君教授为其命名为昌乐“首阳山岩书”。
笔者认为:首阳山岩书应是4200年前东夷人的创作,是陶刻文的延续,是中国文字的萌芽,骨刻文就是岩书的继承和发展。
笔者实地考察认为:(一) 此处岩书虽然以符号为主,但也发现了一少部分类似骨刻文的象形字。(二) 从这处岩书分析,不可能同一时期完成,更不是一次完成。(三) 画与文字符号有根本的曲别,在黑龙江、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及江苏等地发现的属于岩画,而该处岩书属文字符号。因此,首阳岩书还要更早,应是4000~5000年前东夷人的作品。首先,首阳岩书的刻记符号与陶文近似,应该是陶刻文的延续,而陶文在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其次,从汉字发展的规律看,汉字的形成始源于象形字,其发展的顺序是骨刻文——甲骨文——金文,而首阳岩书介于陶文之后、骨刻文之前。因为东夷骨刻文出现于大汶口文化后期,所以说,首阳岩书最晚也应该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作品,东夷骨刻文则是首阳岩书的继承和发展;还有,骨刻文记录的人物有炎、黄、蚩尤等,也说明骨刻文稍晚于炎黄时期,而首阳岩书对炎黄等历史人物的记载尚无发现,也说明极有可能在炎黄之前。
例如“祖”字,只是较骨刻文少了一个小球,而表声表意的形旁与甲骨文相差无几,这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演变是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石祖之林。刘凤君教授在首阳山附近发现了一处造型奇特、极似男性阳具的石林,经考证认为:这是石祖,昌乐石祖应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遗物,是东夷文化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盛期的性器官崇拜作品,也是巨石文化崇拜时期留下的奇迹,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与昌乐骨刻文的年代大体接近。性器官崇拜,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巨石雕刻年代是父系氏族社会发展的盛期,这个时期的人们对人类增长的渴求促进了对男性生殖器的狂热崇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雕刻大型的男性生殖器艺术,应在情理之中。因此,刘凤君教授遂命其为“崇山石祖林”。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典故人们都会知晓。这些石祖的雕刻技术非常特殊,没有任何的一点金属工具刀刻斧凿痕迹。所以,长期以来才使许多人认为是地下冒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引起重视。仔细分析这些石祖的造型和制作工艺,特别是对保存较好的一根石祖详细观察后,发现石祖的雕刻技术非常古典高远,他们是远古时期雕刻工艺的代表作。这些石祖是如何雕琢而成的?4000多年前虽然发明了铜器,但铜的硬度还不能攻克如此坚硬的石头,刘教授在昌乐发现了一些比石祖还要硬几倍的玉石,东夷人可能就是用这“它山之石”完成了这些旷世之作。笔者根据对昌乐地质、地理情况观察认为:这可能是半天然或基本天然、人工略加雕琢而成,因为昌乐有火山遗存100多处,而这里到处都有柱状岩石,甚至有些还裸露于地面。这处作品的形成时间可能在4200~4500年之间,因为这段时间正是父系社会的鼎盛时期,可能这时人们正好在崇山发现了这些极似阳具的柱状岩石,并将其竖起而形成了今天的景象。
2011年2月27日,笔者陪同地理研究专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祖陆教授前往实地考察。张教授认定:石祖林的石材性质为火山岩,出自于崇山,这些柱状岩石是火山爆发时期岩浆流淌时凝固而形成。
三、“彭翦拜祖”。纵观这处石祖,好象还与彭翦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祖”字和“彭”字的记载,在距昌乐不远的寿光骨刻文中就有“彭”和“祖”的组合图。这组图就在寿光51号骨刻上,笔者发现这块骨头上有一组耀眼的象形字图像,一眼可以看出,左侧是一个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祖”字,而这个“祖”字是由一根形象的男性生殖器和根部一个圆形的小球组成,这就是一组完整的象形“祖”字。右边又有一位长寿老翁,正在躬礼合掌相拜这人类的神圣之“祖”,可能当时彭翦曾专程到昌乐石祖林进行朝拜,

是不是创作者就是根据人们的这段记述,给这位人间长寿巨星绘制的一幅画卷呢?因此为其取名“彭翦拜祖”图。根据史料记载,笔者实地考察、研究发现,崇山古代就是一处祭台,可能从石祖林形成前后人们就开始在这里举行祭奠仪式。而这个人物的形象和阳具的造型被甲骨文所借鉴,有的写法多了一竖或两点,而在金文、篆隶中均增多了三撇。
四、“长寿之祖”。在51号骨刻右上角连刻两个围绕“彭”字的刻纹,仔细研读,确是两个“长”字,这“长”字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可见这“长”字与长寿巨星彭祖是密不可分了。彭祖,名翦,史称篯铿,又称彭寿、彭铿,祖籍山东,生于彭城(今徐州市铜山县大彭镇,亦有四川彭山之说),晚年定居犍为郡武谋(今四川彭山县东),病故后葬于此。彭祖系颛顼的玄孙,父亲是吴回的长子陆终,因擅长烹饪野鸡汤,受帝尧的赏识,后受封于大彭,是为大彭氏国(今江苏徐州)。自尧帝起,历夏、商朝,商代时为守藏史,官拜贤大夫,周代时担任柱下史;相传他活了八百八十岁(据说这个年龄是根据六十天为一个甲子算的,即是按照现在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年的话,彭祖的实际寿命为一百四十多岁彭寿,也是人间长寿者的象征。他的养生之道被后人整理成为《彭祖养性经》、《彭祖摄生养性论》传世。《史记》等史书也有关于他的记载;道家更把彭祖奉为先驱和奠基人之一,许多道家典籍保存着彭祖养生遗论。
笔者在寿光骨刻与昌乐骨刻观察、研究中发现,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比较分析,两地出土的实物图文内容、表达意境均有较大的不同。寿光骨刻文以记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较多,而昌乐骨刻文以图腾文化、鸟兽及民间生活为题材较多。例如:寿光骨刻1号4500多年前东夷地区概况和与东夷地区接壤周边形势图,2号东夷始祖炎黄、仓颉、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的群英图,11号中的黄帝耕作图,51号中的彭翦拜祖图等。再如昌乐1号中“龙”字图,7、10号中“凤”字图是表现的图腾文化;2号狼鹤为伍图,66号中羊鹤图,67号中的“牛”字图,72号中的幼鹿图,3号中的“狐”,14号中的“马”、“犬”,16号中的“鸟”,42号中的“兔”,67号中的“牛”等表现的是鸟兽文化;6、13、35等描写的是狩猎文化;41号“摔跤”图等是表现的体育文化;19号“春游”图则表现的是我国最早旅游文化。


读寿光1号骨刻图文
---东夷文化研究之四


所谓寿光1号骨刻,就是指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对其发现的刻有图文的编排了序号的兽骨,如昌乐X号、寿光X号等。《寿光骨刻文》一书封面用图就是1号骨刻。这些骨刻说是图,其实也是文。经反复研读,最近笔者在该骨刻中发现了六个象形字。揣摩其以图表意表声的初衷,分别将其命为“雄鸡唱晓”、“鹤谐仙乡” 、“山水相依”、“江山永固”、“枕戈以待”图和“战神蚩尤”图。
一、“雄鸡唱晓”图  寿光1号骨刻中央首先映入眼帘的好象是一只独立的雄鸡。这只雄鸡正在面对东方引吭高歌,鸡脖子上羽毛都抖起来,尾羽也随之飘动,眼睛圆睁,腹部收紧,腿爪配合有力,恰见其重心所在。此图可谓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犬守夜,鸡司晨”。进入农耕时代的东夷人,自然会把报晓雄鸡当做首选报时工具。
“一唱雄鸡天下白”,对于需要早起而又沉睡“不知晓”的农人来说,黎明报晓的提醒是多么重要。因此,雄鸡的创作不仅仅作为家禽的形象出现,它是一个民族勤劳不辍、奋斗不息的象征,又是一个社会和谐的象征。社会动乱往往会造成“鸡犬不宁”、“鸡飞狗跳”,甚至会出现“千里无鸡鸣” 的毁灭性后果。而“鸡犬之声相闻”的祥和氛围则是古人所向往的。创作者把雄鸡放在显要位置,应该是有一定的目的。而这个形象无疑是被甲骨文和金文中所借鉴,成为今天的“鸡”字。
二、“鹤谐仙乡”图 “雄鸡唱晓”图右侧极似一只仰天长啸的仙鹤。从方位看,仙鹤可能处在东方海滨地带。这只仙鹤形象幽雅,造型优美,一派高风亮节的神态,正曲项向天而歌,莫非正在求其友声?抑或对友声的和鸣?人们传说仙鹤常与仙人相伴,这只鹤所体现出的正是轩昂气宇与袭人仙气;鹤又赋予吉祥、健康、长寿的含义,被人们誉为长寿之鸟;鹤因用情专一,伴侣忠贞不二,品格高尚,而被世人所喜爱。东夷先民比现代人更贴近自然,想必更了解鹤的这些特征,寥寥三两笔就传神地勾勒出了鹤的形象,使其跃然骨上。“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后人作鹤画鸟多借鉴这种表现手法。
三、“山水相依”图 “报晓”图下方是个“山”字,这“山”字颇为形象,创作者先是画了三个山形,下方又是一条断续的长线,这可能就是古人眼中的水面、河流或地平线了。从图的整体布局看,此处应是东夷地区的中南部,这里有泰山、蒙山等名山,又近临微山湖和东平湖,有南北走向的沂河、汶水及泗水河,可谓山青水秀,美丽富饶。因此笔者将其命为“山水相依”图。
山水表现手法亦为后人所借鉴,甲骨文、金文以及古篆中都保留了“山”字这一写法。
四、“江山永固”图 “山水”图边有一个似“河”似“水”的象形字,将其放大后,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永”字,谁想到历史会这么巧合,你看这4000多年前初创的“永”字与今天又十分相近。这个形象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

《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是:“永,水长也。象水巠理之长。”本义:水流长。汉字释义:永,是形体字,象水流曲曲折折的样子,意思是久远,因此《诗•周南•汉广》一书中说:“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小篆的字形象水流曲曲折折的样子。
以泰山和蒙山为代表的东夷地区是历代人文始祖们出生、奋斗、建功立业的地方,因此笔者为此取名为“江山永固”图。
五、“枕戈以待”图  左侧边缘是一组刀枪斧钺组成的图案,这很象甲骨文和金文的“戍”字。“戍”字为独立象物字,象兵器斧钺之形,本义是斧。古音戊幽部、斧侯部,幽侯旁转。《说文解字》中解释:“戍,守边也。伐者左人右戈,人持戈也。”
按照左西右东的方位来分析的话,这组图位于骨臼的左侧,这里应该区的西部是东夷地边境,是冀鲁豫的分界线,作者有可能以此图来表达或记录了当时这一地区曾经发生过部落之间的摩擦或流血战争,以此提醒不要忘记,战争的威胁常常来自这里。为此笔者取名为“枕戈以待”图。
六、“战神蚩尤”图 骨臼正上方是一个形象逼真的人头像。头像上方似有三四只角,形成一个“山”字;眉毛上一道明显的抬头纹,似一个“一”字;鼻子、嘴巴连同下巴极似“虫”字。经反复揣摩,终于发现这是一幅蚩尤的头像,并以其头像组成一个“蚩”字。其实甲骨文的“蚩”字就是头上三只角,下边一个“虫”字,金文和篆书中又把三只角变为“山”字头,下方仍然是一个“虫”字,因此笔者命其为“战神蚩尤”图。

该图位于骨臼的正上方,相当于山东北部略微偏西地区。4600多年以前,蚩尤率部正是从这一带出发,向河北涿鹿一带发展,准备去开辟北狄疆域,由此引发了与炎黄集团的涿鹿之战。在这次战争中蚩尤虽然战死,但仍被后人所崇拜,他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创作者显然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捕捉了蚩尤的形象特征,创作了这幅惟妙惟肖无比珍贵的“战神蚩尤”图,来纪念这位东夷民族的人文始祖。后人不仅写“蚩”字时这样写,而绘制或雕塑的蚩尤像也与此图的形象极其相似,足见后人对于蚩尤的描绘极有可能是以此为蓝本。
小小骨臼上的六幅图文,看似彼此孤立,互不相干,其实不然。联系每幅图文所表现的意境及其所在的位置,你就会发现,创作者所要表现的,其实是一幅东夷“盛世思危”图。可能作者将这块骨臼视为一幅东夷地区的版图,仅用了六个字(图),就将这一地区的特征、基本状况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集中表达了出来,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概括力。从图的整体布局来看,作者好象把东夷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雄鸡位于东夷的中心地区(可能指济南至潍坊之间),意味着此处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侧不远有“山”有“水”,山可以说是泰、蒙等名山大川,水可以说是微山湖、东平湖,或沂河、汶水、泗水,这里山清水秀,是东夷文化的发祥之地;“鹤谐仙乡”位于东海之滨,历来就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这里三面环水,是半岛的天然屏障,也是群仙出没之所,自古仙乡少战事,是理想的居住之地;而西方西北方则与“仙乡”大不相同,这里是“多国”交界处,近来西线有狼烟。但是也用不着过分担心,只要在西线加强防御,只要传承蚩尤的尚武精神,就可以确保东夷“江山永固”。盛世当思振兵,太平莫忘尚武,这就是东夷民族。


读昌乐骨刻文有感
东夷文化研究之五   


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发现的骨刻文中有70多件出自昌乐,约占他发现总数的三分之一。刘教授认为这些骨头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还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这些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前期刻划符号与商代安阳甲骨文之间,是一种半文半画,由图画向文字过渡的象形文字。其中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佩近似,可见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东夷龙凤文化氛围比较浓郁。笔者研读发现,昌乐骨刻文除了做为表音表意的符号功能之外,它做为“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鸟兽、狩猎、体育、游乐等均有涉猎,颇具文化的多样性。
一、图腾文化。在昌乐骨刻文中龙凤文化在此得以充分体现。首先在编号为昌乐骨刻1号的骨头上有一个形象的“龙”字,这个图形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写法极为接近,因此被刘教授将其命为“中国第一龙”。“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灵异神物,是集万兽之特征。传说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似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倒水,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龙”的形象有多种,其基本特征是:牛头、猎嘴、蛇身、鱼鳞、龟颈、马鬃、羊须、鹿角、鹰爪。龙在阴阳宇宙观中代表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古代王室的标志。生于斯,成于斯的东夷民族的先祖太昊、炎帝、黄帝,传说中和龙都有密切的关系,并将龙奉为图腾,特别是黄帝更突出了龙的神秘传奇。《竹书记年》记载:“黄帝龙轩辕氏龙图出河。”相传炎帝为其母感应“神龙首”而生,死后化为赤龙。因而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龙”字在山东出土的骨刻文中多有发现,因此,笔者认为是东夷先人最早创造了“龙”字和龙文化。
在刘凤君教授发现的70多件昌乐骨刻文中,有10多个甚至更多的“凤”字,刘教授认为:“凤”字是“鸟”字的升华,是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笔者完全赞成这一论点。《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凤”,凤凰,雄的称凤,雌的称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集百鸟特征之鸟,常用来象征祥瑞。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东夷人最早崇拜凤,并将凤作为图腾,特别到了少昊时代,凤的崇高地位正式确立,少昊也被视为百鸟之圣。
“龙”字后来成历代皇帝所专用,称为真龙天子,甚至所有皇宫中的东西都附上了龙,如龙宫、龙座、龙椅、龙袍、龙车等,我国的一些动植物、物品、甚至地名也有不少以龙命名。“凤”字则主要成为皇后等皇室贵妃们用字,如凤袍、凤冠、凤辇等,不仅一些物品以凤命名,以凤为地名的也极为普遍,如凤凰山、凤凰城、凤凰湖等,采用凤的形象,可表达飞翔与吉利;例如山东利津县很久以前就称凤凰城,但都说不清楚为什么,有人说是县城形状像凤凰,笔者在参加该县旅游总体规划评审时就曾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否定,认为:县城建设每天在变,绝不会长时间保持一种形状。目前,世界上13个凤凰城,除一个在美国,其余都在中国,12个为凤凰曾经在那里如何降临、如何栖息的神话传说!惟利津不同,这一带4000多年前曾经是东夷民族的生活地,在鸟凤图腾的代表人物少昊带领下曾经取得了辉煌,由于东夷人崇拜凤凰,所以后来称这里为凤凰城。这个论点不仅被与会专家一致认可,而在骨刻文中找到了根据。
龙凤文化发源于东夷地区,风靡于中华大地。“龙”和“凤”都是图腾,都是虚拟的生物,因此只能存在于图腾之中,绝不会存在于现实的生物界中。但这些图腾不仅被东夷人所崇拜,也被中华民族所崇拜,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二、鸟兽文化。古人认为鸟类和兽类都具有思维能力,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只是水准高低不同而已,因此在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动物文化。与动物文化密切相关的是文化动物,人类就是文化动物的代表。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活中某些行为会受到其它同伴的影响。动物们因某些需求或欲望在作出重要选择时,会观察同伴,并参照其行为。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类,

思维和行为水准比其他动物要高得多,因此人类又称为高级动物。东夷先民就是这一高级动物中的先进群体。
东夷人创造的史前文化丰富多彩、自成体系,其中的骨刻文字尤为突出。这些骨刻文字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仓颉等人首先根据动物的形象创作的。传说仓颉能够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震惊尘寰。黄帝时有大鸟衔图,体备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曰文曰信义,膺文曰仁智。《四体书势》记载:“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
从昌乐骨刻中可以看出,许多动物和飞禽都绘制的很形象而逼真。例如昌乐骨刻文36号中是一幅林野中欢快百态的群鸟图,66号中一片竹林边一只山羊与一只仙鹤正在戏耍,67号中一头牛正在悠然自得的前行,72号中一只幼鹿回头图被刻画的惟妙惟肖,而3号中的“狐”、13号中的“虫”、14号中的“马”、“犬”、16号中的“鸟”、42号中的“兔”、54号中的“鼠”、66号中的“羊”、67号中“牛”等,都颇为形象。笔者研究发现,这些均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有的基本上原样成字。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东夷人与动物和平共处,与动物相互影响,而且很多动物的行为被人类所借鉴,动物文化也被文化动物所研究,并且还据此创造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而同一时期的周边文化虽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出现,但均与六书之首的象形字相去甚远,距离演变成汉字还有较远的路程,极有可能在汉字演化过程中被优化掉了。而东夷半文半画的“形象画”则被首选为“象形字”。
三、狩猎文化。东夷的狩猎文化源远流长。远在后李文化之前,东夷人尚属游猎民族。在与野生动物长期共存的险恶环境中,东夷人以野生动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以体力和智慧与猛兽搏斗,是在狩猎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东夷的狩猎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昌乐骨刻文中就有当年东夷人狩猎的记载,如昌乐骨6、13、35图等都是描写狩猎的场面,昌乐骨刻14号是腭骨,也是一幅人与动物较量的图像。史传东夷是弓箭发明的故乡,这些骨刻文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狩猎的图画与象形文字如此贴近是东夷狩猎文化的重要特点。反映东夷狩猎题材的文化有多种形式。差不多同一时期 “人兽共舞” 的舞蹈,表现后羿等英雄射猎的神话、寓言,以及其后《诗经》中齐人喜爱打猎的描述等,与骨刻文刻记的狩猎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四、体育文化。武术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运动又是武术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同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是同步的。其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人们在狩猪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这些原始形态的攻防技能是低级的,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却是武术技术形成的基础。东夷先民在长期的狩猎和战争实践中,把这些原始的攻守形式加以强化,并把各种经过强化训练的动作有机的组合起来,便创造了武术,因此,东夷也就成了古代著名的尚武之乡。



体育中绝大多数运动项目是从武术运动中演化、分解出来的,只不过由于运动器材的发展与运动项目的增加使得一些运动项目与武术拉大了距离。但是所有武术项目都有成为体育竞赛项目的可能性。
从昌乐41号骨刻看,这是一幅练武图,最突出的是这件股骨片的下端有一组摔跤图,二人正在较量中,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了几个回合。现在左侧的人正站健马步,一手抓住了对方的一只胳膊,用力将其甩成一足悬空状态,好象立刻就会倒下的样子,形象逼真。笔者发现这是一个“斗”字,这组图案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只是两个人都站着,而右侧的没有倒下而已。其他也类似今人表达体育活动的象形图,整件骨刻生动、多姿,堪称龙山文化早期的艺术珍品。
由此可以看出,东夷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时期,大致相当于史书上所说的炎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武术向体育过渡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炎黄大规模的部落集团战争结束以后,出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武术向体育转化也就成为可能,而体育活动又是尚武精神传承的温和方式。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武舞”,用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序”,就是现代所说的学校,就把射卸,习舞列为教育内容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赛马之风一度盛行,著名的“田忌赛马”就发生在齐国。而昌乐骨刻文所刻画的摔跤活动,就既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的创造,又是最早的体育活动的真实而形象的记载,同时也证明田忌赛马等体育赛事活动就是本土文化的传承。
五、民俗文化。民俗指一个民族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东夷民族就是这一群体。古代东夷民俗文化在昌乐骨刻图文中得以充分体现,例如:昌乐骨刻4号应是一幅祭祀活动图,其中的“献”字,应是对东夷人祭祀的描述,而“献” 字被后人所借鉴,这在金文可以得
以证实;14号应是一幅类似庙会祭奠图;19号是一幅生动的春游图;33号是一幅鬼怪图;48号应是一幅乘龙图。也有表达丰收场面的丰收图,如55号就是“秋”字和“禾”字组成的;过年的场面也有描述,特别“年”字的图案比较多。
六、春游文化。春游、踏青,应是最早的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相应的外延。春游是人们在度过漫长的冬季后对大自然产生的热爱与亲近感情的宣泄。热爱与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农业的发展,商品的交换,市井的繁荣,使人们远离自然,时间一久就会对大自然产生一种亲近的渴望,于是便有了种种旅游活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就是文人们零距离亲近大自然的真实感受。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正是东夷陆续出现城
市的历史阶段。在城市或是大的村镇住久了,到城镇外面去走一走,欣赏一下自然风光会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春游芳草地就成为一种古老的习俗。随着市井文化的出现,春游常常会伴随着集市贸易、庙会、文艺表演等社会活动。

这种春游文化在昌乐骨刻19号兽骨残片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这是一幅颇为生动的游玩图,你看这骨片的最下方好象是一个头戴草帽、甩着拐杖的老翁,正在悠然自得的遛弯(这位老翁的形象,并被甲骨文和金文基本借鉴)。上边好象是一个孕妇,正在信步向前,后面好象是其爱子,手中高甩着一根柳枝,或是一件玩具,正朝右方走去。左侧和对面似乎是两个少年儿童,都在欢唱、蹦跳着,正朝对面方向雀跃而去。最上端好象是一组家庭出行图,极似一位跨着步子,左手携着一位少儿的青年女子,正在边走边回头向后说着什么?后面是一位躬身大步向前倾听模样的男子,可以看出,这是一家三口正出行游玩。这一家前行的方向与两个少年和下边这位老翁前行的方向相同,可能是那边有什么表演、一处景观或其他吸引他们的事件。因此笔者为其取名为“春游”图。
纵观这幅骨刻图,老、中、青、男、女及少幼儿童形象皆全,而作者对人物的大少比例、远近视角、运动形态等均把握的颇为准确。从图面表达的内容分析,与距今4500~6300年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家庭形成记载完全吻合,而可能是对一带最早小城镇生活的描述。史书中对古代旅游有不少记载,但大都是对帝王将相、达官贵族和文人墨客旅(巡)游的描述。而从昌乐19号兽骨残片中这些人物的组成情况看,对人物是平民化描绘,不象部落领袖出游,这可能就是对东夷平民旅游活动最早记录吧!

研读昌乐骨刻  感受母系文化
东夷文化研究之六


母系文化,是指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这个时期所有子女都由母亲来抚养,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围绕在母亲的周围。人类学家认为,我国古代的母系氏族公社出现于距今约两万年之前,那时的人类体质形态已进入“新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时期,是在距今约8000~5000年左右。在母系氏族时期,人类已经开始定居并开始围养牲畜,女性是家庭劳动的主体,在蓄养家禽家畜的同时,也开始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刘凤君教授发所现的东夷骨刻文不仅为文字史和书法发展史提供了真迹资料,也为研究考定远古时期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为母系文化的存在也提供了有力证据。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东夷的城市已经出现,制陶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都已经比较先进,而且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已经由母系社会逐渐进入父系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从距今4800~6500年的大汶口文化看,家庭已经形成,虽然已经到了父系社会的大门口,但母系仍然占主导地位,而这种局面一直又交叉了近千年,到5000年以前东夷终于率先进入父系社会。有了这些骨刻文字的发现,则进一步证明了5000年文明史是有充分依据的。“炎”、“黄”、“蚩”、“颛”、“颉”、“尧”、“舜”等文字及少昊、帝喾形象的发现,也进一步证明《史记》关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在研究昌乐骨刻文时,就发现了有些作品突出地表达了母系文化。在一件昌乐发现的牛肩胛骨臼上刻画的就是一幅颇具代表性的母系文化图。该图以一位母亲(孕妇)形象为中心和主题,下方似是一个女子和一个男童;上方残痕处也似一个男人,右侧也是一位模糊的人像,都是围绕着这位母亲。这种以半图半文的形式所表达的意境,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母系社会中母亲的中心地位。
以图表意表音是昌乐骨刻文的主要特征。笔者通过对照甲骨文发现,这位母亲所表示的“孕”字与女子的“女”字的形象几乎与甲骨文一致,下方的男童形象也基本与金文“童”字接近,上方的男子的“男”字和右侧的人物“弟”字均有被甲骨文和金文借鉴并略加改进的印迹。
笔者通过读这幅作品可以看出,这位创作者表述的意境,可能与大汶口文化前期的母系社会以及女娲的传说有一定联系。母系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居于支配地位,其权利和义务,这种文化最早存在于通过母系来承继。这母子之间,因无从知道其父,所以母亲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并通过她来追溯继嗣关系。作者将这位母亲(孕妇)刻画在骨臼的主要位置,并将她的形象塑造的如此高大,虽然已经怀孕了,但仍然身态优美、雍容大方,显然这是画面中的主角,也是社会的主角。而围绕她的人物所占比例都比较小,明显是为配角,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恩格斯认为:母权制是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母系的统治和权威,以及理想的培育模式和没有暴力是社会秩序的首要基础之一。从该图文可以看出,这里大概就是安定和谐的东夷地区,这里是最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这位伟大的母亲正是带领着她的儿女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昌乐骨刻19号兽骨残片中同样可以清晰的看出对母系文化的描述。这是一幅以母亲为主题的颇为生动的游玩图。图中心好象是一位母亲(孕妇),其造型也有点像“孕”字,正在信步向前,后面好象是她的爱子,手中高甩着一根树枝,或是一件玩具。下方是一个男性老者的形象,画的结构像是一个“男”字的轮廓,中上方和右侧是两个少年儿童,似乎都在欢唱、蹦跳着,前面孩子稍大一点,正朝对面飞奔而去,后面小一点的孩子正在不顾一切的拼命追赶。两个孩子的造型也都与“子”字颇为相似。最上端也有三人,前面一位女子正跨着优美的步子,其造型也恰像一个“女”字,左手携着一位少儿,像是边跑边回看那位擦肩而过的男子,那位男子也好像正在回头看着她。这是一家三口正出行游乐?还是那位孕妇的大孩子?其画面显示出盎然生机,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很明显,作者所表现的是母亲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多子女的生气勃勃的家庭生活。根据图形文字向象形字转变的时间推测,这幅画的创作时间当在炎黄时期。这个时期父权制在大汶口文化遗址附近地区早已确立,而周边地区正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母系是和平的象征,部族之间的战争,一夜之间就会让男子登上历史舞台。这幅画大概是对和平的眷恋,因为在其它画面中已出现战神与刀兵。

母权制在文明的曙光里消失了,父权制则在战火中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在远离战火的地区,母权制仍然得以延续下来。据新华网报道:位于中国西南滇川交界处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泸沽湖边,就仍有“人类最后的母系王国”存在。在泸沽湖畔世代居住了1500多年的摩梭人,是目前世界上罕见的保存有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人群。他们是纳西族的支系,有3万多人,摩梭大家庭的成员以母亲的血缘为纽带,男不娶、女不嫁,至今仍保留着走婚的习俗。
但是,躲得过残酷战争洗劫的边远地区,却躲不过经济的潮水的冲击。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国仅存的母系氏族文化原生地---泸沽湖村的村民扎史说:“旅游让我们的生活富足了,但也让我们感到困惑和痛苦。最主要的是一些摩梭人的私心和名利心开始膨胀,年轻人还产生了‘分家’、‘过小家’的想法。”这种现象说明了母系文化正在逐渐淡化,看来就连这最后的阵地也很难保存了,恩格斯当年曾经关注的这一文化现象正成为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为此笔者呼吁:母系文化不应当就这样悄然结束,而应当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使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可话再说回来:文明与进步,谁又能阻止得了呢?看来,这5000多年前就跑在最前面的东夷人,眼看就要被摩梭人一步追上了!


黄帝耕作图---最早的农耕文化记述
东夷文化研究之七   


农耕文化,就是在农耕经济上建立起来的文明所产生的文化,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以服务于农业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农谚、绘画、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人类是从母系氏族社会走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农耕文化也应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东夷文化中8000年以前的后李文化已经有种植业的出现,经北辛文化的进一步孵化,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第一、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商品交换,大大丰富了农耕文化。
据史书记载,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众多诸侯国的首领。黄帝为少典之子,出生于东夷之寿丘,创业于齐鲁,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当时黄帝部与强大的炎帝部和蚩尤部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以后先与炎帝部结成联盟,然后对蚩尤部发起了攻击,最终以“禽杀”的方式灭了蚩尤,完成了史前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出现了“万国和”(《史记》)的局面。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从此农耕文化蓬勃发展,并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东夷早期农耕文化的发展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其他民族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原始社会后期的游牧部落与其它部落的分离,而东夷的农业则是由本地区狩猎经济到定居、养殖、种植的演进。这一过程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环环相扣的紧密衔接可以看出,狩猎经济的比重逐渐减少,而农业经济的比重逐渐加大,在这一发展的历程中毫无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清晰的看出东夷农业文化发展的脉络。农业文化的这种逐渐演进,决定了第一次、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东夷是稳定的,有序的,而且是名符其实的“分工不分家”——少数的“百工”既外出做工,又不脱离自家农业生产,多数的分工则主要表现于家庭内部,实行“男耕女织”,这一分工形式一直延续了5000余年之久。人文始祖黄帝就是“埶五谷”的领头人,他的妻子螺祖就是养蚕织布的创始人。这种分散于众多家庭内部的分工形式与古希腊、古罗马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大城市的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有着根本的不同。反映这一时期农耕文化的文字记述,不仅在史记中能够找到,而且笔者在山东东夷骨刻文中也有所发现。
笔者在研究寿光骨刻11号时,发现画面最下方好似一位中年男子,头戴大斗笠,身着半长袍,双足叉开,极像一个“黄帝”画像,根据寿光骨刻文摹画形象造字的特点,这可能就是黄帝播种的形象了。他的右手好象正抬起向下撒着种子,有几粒正落向地面,神态极为形象。谁会想到,黄帝撒种子的这一形象,会成为 “种”字的原型呢?只不过金文中将禾放在了左边,而这幅原图手中撒种子的“禾”是在右侧。由此可以推测,可能当时还有黄帝面向左方播种的描绘,不然黄帝陵碑刻图会面向左方,只是那些骨刻图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左上方残痕处似是一具耒,这与篆书中的“耒”字颇为相近,与甲骨文字典中类似字形结构的“耒”字相似;典中没有注明发何音,仅解:“从木从攵,所会意不明。”但典中《子卜》有“………于田”的释义。
看得出这个工具可能与田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有可能当时已经普遍使用。“耒”字前方好象是一匹马,是在拉着耒或在此吃草?有待研究。左上方似是一位农夫,正在牵着一头牛或鹿,这组图好象是要表达去犁地或放牧的意思。图案的组成与甲骨文和金文的“牧”字写法相近,很可能甲骨文的书写者是以此图为原型而创作了“牧”字。

“牧” 字右上方是一个牛头或鹿头的形象,巨大的头角左下方好象是牛脸,右侧是两横、一竖半,极似篆书中的“耕”字。《说文解字》中释:“耕,犁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谓从井,会意。”而甲骨文字典中也有类似结构的图字,而牛头与“刀”字相连,这与骨刻文中相似,均为左右结构,虽既无发何音又无释义,但典中《已卜》有:   “…王田… 往来…灾”的释义。山大民俗学教授赵申分析认为:黄帝时期虽无王称谓,但商朝已经正式有了王,而王府必有田,因此这甲骨文中         字形与“王田往来”有关,也就与“耕”字密切相关,联系起骨刻中这组“耕”字图,黄帝时期用牛耕田的可能性就是现实了。这一“灾”字,笔者认为:《已卜》释义是,在王田进行正常往来耕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随意  在王田中往来可能会有瓜田李下之嫌,甚至会发生灾祸。
笔者反复比较研究,虽然骨刻腐朽比较重,还是影影绰绰可以看出这是一组极似古籍记述中的黄帝耕耘形象。后来这个推测终于在陕西黄帝陵碑刻上找到了答案,碑刻上黄帝耕作图像与史书记载也相吻合,可见两图同源,而骨刻图在先,碑刻很有可能以骨刻为蓝本。笔者将这幅图命名为“黄帝耕作”图。

依据图中的“耒”和“耕”二字的发现,笔者认为,早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东夷地区已经使用了“耒”这种犁地农具。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有关研究者的争议,或认为5000年前后虽然冶炼出了金属,但也只是一些红、黄铜而已,其硬度不可能达到犁地的需求。实际上“耒”犁地的尖端犁铲并不一定非得是金属的,因为黄河中下游冬天一般都在零下十几度,冲积平原的土地经过冬天冰冻,春天解冻以后土地格外松软,只要用“耒”字状的树枝,把两面的枝杈截断斫尖以掘土,劳动者双手握住主干,就可以在松软的土地上划出垄沟来。如图中较大的树枝,主干前头有人或牲口牵引,后面有人扶持,划出垄沟的效率就会更高,以此就可以播种。这样以树枝做成的农具,可能就是最早的“耒”,但是这种耒只能划出较浅的垄沟而不适应于硬地或深耕。“耒”耕以前只是传说,谁会想到“耒”竟然是如此形状,树枝居然可以犁地。可见东夷人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使用了这种简单的播种工具,是“黄帝耕作”图揭示了它的真正用途及其形状。
农耕文化为什么在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就在泰山周边的齐鲁地区扎根?木耒的使用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泰山周边的许多河流冲积的小平原土地肥沃,冬天地面冻土的深度相当于犁耕的深度,地表植物枯死,便于“放火烧荒”,春天解冻以后土质松软又便于用木耒一类的简单农具播种,所以,东夷的先民们选中了这块土地,一直锲而不舍的在这里刀耕火耨,率先在这里孕育出东方文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人韩丁来中国介绍的“免耕法”,其实东夷人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说文解字》解释:“耒,手耕田,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以振
民也。”看来这种解释与黄帝耕作图中的“耒”很接近。“耒”是汉字部首之一,从“耒”的字,均与原始农具或耕作有关,可见“耒” 就是最原始的农具,其它“耒”字旁的农具都是由“耒”派生出来的。
农耕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创造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繁衍出了几十亿人口,另一方面,它所创造的现代文明又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许多动物和植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面临着巨大威胁。与现代文明相比,耒耕时代对地球的破坏则是十分有限的,那时人和自然还保持着和谐相处,但那时的生产方式又养活不了现代这样多的人口。依现代人的智慧,能否找到一条从现代繁华连接到古代幽园的“曲径”呢?那时,农耕文化的色彩将会更加绚丽。


东夷民族根基在-中华文化齐鲁缘
东夷文化研究之八  


众所周知,山东自古称齐鲁,有“齐鲁之邦”之谓,齐和鲁是周王朝在山东地区的两个最大的封国,齐国在营丘(今临淄)。鲁国在曲阜,其封疆北至泰山,东过龟、蒙(山名,在今平邑县、蒙阴县),南沿泗水包有凫、峄山。历史上曾用鲁字置鲁县、鲁郡等政区名。由于鲁国在山东中部地带,故以鲁作山东的简称。笔者对骨刻文破译研究发现,5000年前山东就与“齐”和“鲁”密切相关。
一、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正如著名齐鲁文化研究专家王修智在《齐鲁文化与山东人》中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核心、精华是齐鲁文化。”因此,齐鲁文化被众多学者称为中华文化的缩影,而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源泉。
从地理概念上讲,齐鲁文化基本上就是东夷文化。但是,由于齐地与鲁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不同,再加上两地所受文化影响不同,两国执政者的策略不同,因此,两国文化产生许多不同之处,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巨子。又因为两地毕竟同为东夷后裔,交往频繁,两地的主流文化又有相互磨合,相互融合的经历。从骨刻文研究可以看出,在4000多年前都属东夷文化。
齐国和鲁国都以发达的经济或文化成就在古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在今天,古齐国地区仍以经济发达见长,而古鲁国地区仍以历史文化成就为最。
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海岱地区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发现了中国的象形图像文——陶器图像,距今约4800~6000年;它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同一文化系列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后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300年前,这是迄今中国大地上发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齐”和“鲁”二字的由来历史久远,笔者通过研究骨刻文时发现,早在5000年前就有了“齐”和“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5000年来“齐”字从字形到释义都发生了多次变化;而“鲁”字的字形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释义不够准确、不够全面而已。
二、“齐”字的由来
齐文化就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文化起源于太昊、伏羲之世,继承发展于神农、少昊之世,充实增华于太公、桓公之世,繁荣鼎盛于田齐之世,定型于齐国稷下。齐国建国之时,依据齐国开国君主姜尚“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兼收并举,造就了其开放型的特点。齐文化兼容并蓄,而以儒、道、阴阳家学说为主。齐文化以博采众长为本,以务实求功为用,是先秦文化的核心与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与支柱。
《说文解字》释:“夷人,东方之人。”《公羊传》说:“东夷是什么?是齐地。”由以上古文献可知,东夷就是东方的意思,而齐地地处中原地区的东边,所以称“齐”为“东夷”。
齐文化虽然与鲁文化一样均是以农耕为基础,直接继承了东夷文化,但它之所以成为齐文化,却有其形成的独特原因。首先从齐文化的地理环境看,齐文化赖以生存的地域主要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向外辐射至河北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东部、江苏省的北部、安徽省北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相当于古青州。《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就地理形势而论,齐文化圈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东部,南枕泰山,东北、正东和东南三面环海。这种依山、抱原、滨海、襟河,丘陵、湖泊镶嵌其间的地理环境,是与中原文化和鲁文化根植的内陆河原地带不同的。由此看来,齐文化可谓半岛型文化。
“齐”字出于昌骨45、寿骨41号等多处,均为残损骨片。这些骨刻上的图形,都是类似一组组散落在类似地面上,类似器物上的麦粒或稻米图形,每组四五粒不等。这一组组粮食粒状图形,显然不象耕耘播下的种子,也不象人们食用的意境。证明齐地不仅5000年前就是鱼米之乡,一派和谐盛世局面,而这“齐”字很可能与东夷民族祭祀(斋祭)习俗有着某些联系,但也不排除与箭头有关系。
“齐”字在骨刻文中是类似麦穗或稻粒的形态。《说文解字》释:“齐,禾麦吐穗。其上平整。”甲骨文字形也保持了骨刻文的特征,象禾麦穗头长得平整的样子,但已经有了类似箭头形状的影子。

周秦以后“齐”字发生了变化,金文中成为三支箭头形态,又象三根窜成高杆的麦穗,虽然上端仍然基本保持了麦粒的形状,小篆字形也较接近。但是,如果按照麦(稻)生长的规律分析,如此高的麦(稻)穗不会这样挺拔不弯。而从骨刻文、甲骨文和金文麦穗描绘可以看出,凡是“穗”形都是向一侧弯曲,这就使人们有了箭的意识和印象,很可能是周秦时期齐地一带首先发明并广泛使用了金属箭头有关。
实际上“齐”字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与箭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夷人早已发明了石箭头和骨箭头。石箭头时期的箭,箭头是绑缚或镶嵌到箭杆上的,撞击力大,穿透力小,射程不远。发明骨箭头后,箭支可以做得小巧些。骨箭头的箭比石箭头的箭射程远,穿透力强。在中国商朝,还有专门生产骨箭头的手工业者,称骨工。商朝前已经出现了青铜箭头,周朝出现了铁箭头。不同材质的箭支有长期并存的现象,落后的东西是被渐渐淘汰的。金属箭头的发明,使弓箭面貌焕然一新。金属箭头的箭支比骨箭头的箭支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在当时猎场或战场上,是最具杀伤性的远程武器在箭头不断寻找新材料的同时,弓也在不断地革新发展。到了汉朝,弓箭家族又增添了新成员——弩。弩是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弩箭又粗又长,最远射程可达三百米。三国时,诸葛亮发明了连发弓弩,一次能射十支八寸长的铁制弩箭,杀伤力极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在弓箭制造技术上具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齐成为经济强国,又是军事强国,而这“齐”字的形态又变成了战车形状,所以“齐”字顶部好似车伞,底部好处车轮,中为人和兵器形态。
三、“鲁”字的由来
鲁文化也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样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文化突出特点是儒学的产生。有学者认为,鲁文化可分为前鲁文化、早期鲁国文化和儒学三个阶段。前鲁文化与齐文化的形成有相似之处,是东夷族的风俗习惯;早期鲁国文化是封国后的文化,是伯禽革礼变俗形成的,是周文化的移植。周文化的特点是神学文化、宗法文化和礼乐文化,以及周公旦变革后文化所迸发出来的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儒学是在鲁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周文化的提升,是哲学人文文化。儒学把鲁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鲁文化的精髓。
也有的学者认为,鲁文化是鲁国建立之后以周文化为主体又吸收鲁地原有文化而建立的新文化,因此,没有鲁国也就无所谓鲁文化。周公集夏、商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周文化,孔子又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加工提炼建起了庞大的儒学新体系,成就了儒学。儒学后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儒学派别,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占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影响深广。
鲁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也是整个周代最著名的礼乐之邦。春秋时期,就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鲁文化基础深厚,极富特色,大致说来,有三个来源:一是周文化,这是鲁文化的主体、主流;二是殷文化,鲁国有不少殷遗民,也有不少奄遗民,奄是殷商的附庸,殷遗民和奄遗民共同尊奉殷文化;三是东夷文化,东夷人是鲁地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说,鲁文化是融合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成。融合即是创造。与上述三个来源相比,鲁国人700余年的文化创造才是最重要的。
从甲骨文可以看出,鲁字的上部为鱼下部为口,金文鲁字的形体似甲骨文只不过口中多了一横划,意为口中之舌,表示可尝到甜味,本应写成“甘”字,但在篆楷书中演变为“日”字了。古代鲁国多山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鲁人自然可捕鱼为食,因鱼为佳肴美食,说明“鲁”本义是嘉美的意思。
《汉字例话》解释“鲁”字的甲骨文下部是锅之类的器物,将鱼烹煮熟食,味道佳美,《新编说文解字》也说鲁字形象鱼在器皿之中,本义是鱼味美、嘉,也符合“鲁”字的本义,由于鲁国之地具备了“鲁”字本来的含义,所以以“鲁”名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鱼为健脑益智之物,常食可令人聪明灵慧,因此鲁地出了孔子、孟子等众多的圣人。
甲骨文里就有关于鲁的记载,说明夏商时代就有了鲁国之地,之后周代正式称国,有人解释:鲁多山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鲁人自然可捕鱼为食,因鱼为佳肴美食,说明“鲁”字为嘉美的意思。但解释“鲁”字是由“鱼”和“日”二字组成,意为“火上烤鱼”。笔者通过骨刻文研究发现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本意还不完全。而实际上到了周代以后“鲁”字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似茅屋、似鱼形变为“魯”,是由人、田、水、日四字组成,“鲁”的意思是:这里为大海之滨,太阳从这里升起;这里有肥沃的土地,这里是鱼米之乡,这里最适合人类生长,也说明这里早在7000多年前东夷人就已由从狩猎经济开始了捕鱼经济。骨刻文中这“鲁”字又像一所四周是柱子的圆形茅草屋(山东俗称:团瓢),中间是一个“子”字,而下方是一个∪字型加一横,这是山东地区的半地屋形状,学术名称“半地圆角方形地穴式”,半地上半地下的房子冬暖夏凉,这一描述与6500多年前被誉为“东半坡”的长岛县大黑山岛的北庄遗址建筑形式完全一致。从甲骨文的“鲁”字看,既像一个鱼形,也像一个圆形茅屋形状,里面也是一个“子”字。这说明东夷人不仅最早由穴居改为棚居,还有了家庭的概念,进入了更文明的时代。这一解释与大汶口文化国家和家庭的记载完全吻合,也完全与《说文解字》“夷,东方之人也”和郭沫若“夷(人)方者,山东半岛之岛夷及淮夷也”的论断相吻合。这就是“鲁”字的本意。
笔者对“鲁”字的解释,受到著名齐鲁文化研究学者、原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修智(1945.4~2010.12)等学界人士的
认可。2010年10月16日,在参加由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山东省孙子研究会、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和东营市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广饶孙子国际文化旅游节期间,当笔者再次与王修智交谈《东夷文化与山东》一书的创作时,他表示完全支持,并同意作为本书顾问。在笔者再次讲到对“鲁”字的解释时,王修智笑称:“这可能是天下‘鲁’字第一释吧!”随后答应为本书作序,但遗憾的是他已经走了。

破译骨刻文启发陵阳河“   ”图像解读
东夷文化研究之九  


在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骨刻文发现和命名之前,人们认为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了,而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要数金文了。刘教授认定:骨刻文应是龙山文化时期比较流行的文字,到骨刻文后期(距今3300~3700年)已经初步发展成较成熟的文字。笔者通过对骨刻文的破译研究认为:在骨刻文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这个启蒙阶段就是陶刻图像符号,莒县陵阳河“   ”和“  ”等图像符号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骨刻文字发现的重大意义


我国汉文字的演化过程,根据刘凤君教授公布的排列顺序应是: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其发展年代顺序为:骨刻文距今约3300~4600年前,甲骨文距今约3000~3300年,金文距今约2200~3200年。仅从目前收集的130多件骨刻文中,笔者在刘教授认为尧、舜、龙、凤、鹿、犬、豕、人等象八个汉字的基础上,相继破译了与甲骨文及金文相对应的130多个字。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始创文字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数百年。甲骨文不仅为研究考定古代史、语言史和文字史提供了新的珍贵文献,也为古文字书法艺术和书法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真迹资料。而骨刻文的发现和解读为甲骨文已释字和未释字的进一步解释和修正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为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新依据;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史提供了有力的新佐证;为陶刻图像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笔者认为:骨刻文的发现和命名者刘凤君教授可以称得上当代王懿荣了。
关于“   ”图像
1960年在莒县陵阳河出土发现了一批古陶器,俗称陶器大口尊。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说:“大汶口文化陶文要比其他史前文化的陶器符号更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原泰安市博物馆长、现任泰山管委副主任刘慧研究员介绍:带有类似图文符号的陶器,泰安大汶口墓地发掘的仅为一枚单字,陵阳河陶刻符
号,现已发掘出土了近20个。这些陶上均刻有“   ”、“  ”等图案,其共同特点是:一是个体比较大、器壁比较厚且不易破损的大口、尖底的灰陶尊;二是刻画部位于陶尊口沿下10厘米左右、腹上特定显赫之处,较为统一;三是字体比较工整,显得苍劲而熟练,有的还被染上朱红的颜色。就文字学领域而言,目前学界结论是:第一意见:是现行汉字的远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第二意见:是一种图像符号,其成型时期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4800~5000年左右。关于陵阳河“   ”陶图文的解释,一直存有争议,其主流论点为:这一图案是“日、月、山”或“日、火、山”。最近又有新论,有人认为是“日、鸟、山”,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生殖崇拜,可谓众说纷纭了。


各持一说、争论不休


“日、月、山”说。泰山文化学者周郢认为:“   ”符号最上边的圆,一般认为是太阳的象征,中间的弯月形,有的解释为月亮,有的解释为祭天的火焰,有的则解释为云气,各有依据;而最下面隆起的山形,专家们则意见一致,认定这座相接日月的高山,就是雄踞天东的泰山。这一神秘的符号,昭示着早

在上古之时,泰山崇拜就在东夷族中诞生了。
“日、火、山”说。对于“   ”的解释,古文字学家于省吾(1896~1984)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解释为:“‘日、火、山’纹饰为‘旦’字,认为是由日形、云气和山形这‘三个偏傍构成的会意字’。”上边的圆圈是太阳,中间的半圆是火苗,下边的五个尖是山峰。这是古人在山顶点燃柴禾,举行祭祀太阳的仪式。它反映了古人类对太阳的崇拜。
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1901~1979年)认为它们是文字,因为这种符号整齐规则,已经规格化,最更重要的是已经有简体字,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已经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唐兰认为“   ”“日、火、山”,而“  ”是简化字,具体解释为:“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三火,下面是山,而另一个字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王树明研究员认为:整个陶文分为三部分,下为“五峰山”形,中为“火焰”,上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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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丁再献,字章甫,号北海,书法家、作家、诗人,著名东夷文化学者。1952年出生于沂南县。由于系统破译东夷骨刻文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被誉为骨刻文字破译和骨刻文书法艺术第一人。山东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并任数家院校客座教授。自幼酷爱诗词、书法,受教于孙轶青、欧阳中石、蒋维崧、魏启后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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