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论”思想:在新闻实践之路上穿行

• 作者：郭晓明     来源：中国名网     发布时间：2009-09-15

       一、“中介论”是艾丰的重要理论建树

      艾丰的哲学著作《中介论》写于1992年，一出版即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他们认为该书从哲学上回答了他们在实践中感到困惑和长期解答不了的问题。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哲学工作者也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学术上的支持。1994年11月和1995年6月，先后有三家全国最高的哲学学术团体两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许多哲学界的权威学者都到场发表意见，对该书给予总体的肯定。2000年1月，该书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再版，艾丰在《第二版前言》中誉之为“我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最得意的一本书”。

艾丰著《中介论》不是诠释过去哲学大师们关于“中介”的解释，也不是在已经有的概念基础上做简单的演绎和发挥，而是着眼于“自然、社会、思维都普遍存在着中介范畴，它存在于事物内部和事物外部的基本联系，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其中的普遍规律”的开拓性研究工作。艾丰的《中介论》体系，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十个侧面：

      一，把物质的存在划分为实体存在、关系存在和意识存在这样的三种存在方式，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关系存在”上。

      二，从物质存在形式来把握宏观、微观和中观，认为“ 深入发现事物的内在、外在联系，都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加以研究。所谓中观，并不仅仅是‘比宏观小，比微观大’的空间概念，更重要的它是宏观和微观结合部的概念。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经济，很需要这种结合部的研究。”

      三，从事物性质的分析来把握“正、反、和”以及由此演化的“正、负、零”、“敌、我、友”、“先进、中间、落后”、“特定阶级属性、对立阶级属性、无产阶级属性”等等。“中性有时是融合的结果。用相反相成的观点看待融合现象，也是一个关键。”

       四，从一个事物的内部结构来把握核心层次、中介层次和外在层次，“事物的结构都是分层次的。要用层次性思维认识事物。生产关系分成三个层次：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懂得三个层次划分，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什么，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学什么——”

      五，从一个事物的内部矛盾来把握：“1、对立面存在于一个中介体中；2、对立面存在于一个中介体系中；3、对立面通过中介互相作用、斗争、转化”。中介论侧重从中介体、中介体系、中介手段三个方面来研究对立面的斗争。

       六，从一个事物变化过程来把握起始态、中介态和终结态。“具体事物都是一个过程，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由起点至终点的中介。事物的运动过程有三种：一种，成长发育的过程；一种，不同运动形式转换的过程；一种，不同阶段交替的过程。三种过程都是中介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含有中介思想的伟大创造”。

      七，从事物变化的状态来把握量变、突变和渐变。这里把“量变”和“质变”加以分解，成为三态。在《中介论》的“变化论”一章中，又把它具体化为“发展态”、“革命态”、“改革态”这样的三态做了论述。”

      八，从事物的外部运动来把握起点、轨迹和终点。

      九，从中介自身的形态来把握实体性、关系性和信息性。《中介论》的“载体论”、“媒介论”两章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

      十，从操作方法来把握“用协调方法处理矛盾”的原则。

      艾丰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的中介论思想形成于新闻实践和对新闻理论问题的探索——《中介论》中有些观点就是其新闻理论观点的延伸和发展——因此，必然反过来指导其新闻实践。笔者愚见，这种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艾丰对“新闻”的性质与功能的把握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多侧面报道”、“人物报道”、“新闻报道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上。

 

二、 用“中介论”把握“新闻”的性质与功能

      艾丰既是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记者，也是一个新闻媒介管理者，因此他对“新闻”性质与功能的认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

       (1) 从“中介论”的“层次论”出发，论证“最基本意义上的那个新闻，并不仅仅在上层建筑之中才有”。

      艾丰从特定的角度把人们的思维分成这样两种：归结性思维和层次性思维。 “归结性思维”主要是强调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多次抽象。抽象一次，再抽象一次，直到归结为一个最后或最高的层次。这种思维的特征也可以称为不含褒贬的“上纲”思维。       

      而“层次性思维”则“更主要的是发现客观事物的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状态和内在联系，发现不同层次的存在和内在联系”，“它不仅把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作为不同的层次来研究，也把现象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把本质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搞清它们的层次状态。”由此出发，艾丰指出：“很长时间有一个说法：经济是基础，新闻是上层建筑。这里的‘新闻’，是指整个‘新闻事业’而言的。最基本意义上的那个新闻，并不仅仅在上层建筑之中才有。它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经济中有新闻，政治中有新闻，文化中有新闻，教育中有新闻，科技中有新闻，日常生活中也有新闻”。

      (2) 从“中介论”的“媒介论”出发，阐明新闻报道是最主要的信息性媒介，是一种扩散性媒介，由此寻找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的反映特点。

      “事物与事物会发生某种外部联系。媒介就是事物外部联系的中介过程。媒介有实体媒介、关系媒介、信息媒介。正是这三种媒介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各种联系日益密切，世界日益成为一体——”

      所谓信息性媒介，“主要是指起媒介作用的信息”。艾丰说：“信息是确定认识的一种信号。它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关系本身，它只是信号。这些信号有直观的信号，如红绿灯、警报器、各种指示仪表等；有形象性信号，如各种广告等；有语言性信号，这是最大量的，许多情报都是采用这种形式，新闻报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新闻报道还是一种扩散性媒介，“这种媒介所联系的对象是不固定的、广泛的和变化的。我们现在常说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一种。从原则上说，这种媒介是以全社会为对象的，联系得越广泛越好。当然由于它的内容的不同，它的媒介的范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搞经济报道的记者，在今天如果不懂市场，不投身到市场中去，是不会抓到许多好新闻的”。因此，经济新闻的反映特点只能到市场上去寻找——“市场是最大的新闻源！是出最生动的新闻的新闻源。”

 

三、 “中介论”与“多侧面报道”

     艾丰早在1982推出的名著《新闻采访方法论》中就批评过单侧面的报道思想。单侧面报道即是 “只取我所需的那个侧面，不顾及事物本身的多侧面 ” ，害处在于没有看到选取新闻角度不仅要防止偏离事物的本质，还必须注意事实之间的多种联系。

      艾丰为了说明这种单侧面报道思想的害处,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缸杯法”：有一大缸水，里面溶解有一两白糖。这时尝尝，有些甜味，但不会很甜。尔后，你用“单侧面浓缩”的办法，把水分蒸发掉，尽量保留原有的糖分，这样浓缩提炼成一杯水了，那杯里仍然溶解有一两白糖。这时你再喝杯里的水会怎样呢？甜得很！

这时，有一个曾经喝过缸里水的人（就是那些亲身同你的报道对象打过交道并比较了解他的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杯里的水是缸里的水吗（新闻报道中你写的材料是根据原型、是真实的材料吗）？”

你回答道：“这杯里的水就是缸里的水（我取材都来自原型）。”

      那么，对方就会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杯里的水是缸里的水的话，你肯定又另外加了糖（你又加入了虚构的成分）！”

      你仍然可以回答道：“没有，杯里的糖只是缸里的糖（我没有另外加入任何虚构的成分，那怕是一个细节）。”

破旧必须立新。艾丰根据自己的中介论思想，大力提倡多侧面报道，并且身体力行。在这方面，艾丰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有《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宁可把改革想得困难些》、《改革中学改革》等。艾丰在《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回忆了《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的构思：

      “就本文来讲，其实质性的意图，是通过说明对夏任凡处理过重，告诉改革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更要告诉各级领导，为了不断推进改革的事业，要十分注意慎重地对待改革者的问题，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报道并没有只是就写这一面，仅仅说夏的‘好话’。全文分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说夏的成绩；第二部分说夏的缺点和问题。这一段的长度和第一段差不多。按说本文是为夏说话的，还说夏本人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干什么？按过去单侧面报道的思想，是不会这样写的。但根据多侧面报道的思想，我这样写了。这样写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第三段写主管机关对夏的处理，既写了他们处理对的一面，当然更指出了处理不恰当不对的一面。”

       这种多侧面的写法，有三方面好处：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对被批评者来说，他们也会觉得记者是真正为了搞好工作来进行批评的，即使是要批评某一个人，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对记者所基本肯定的采访对象来说，既有提高他的作用，也有保护他的作用。

 

四、 用“中介论”指导人物报道

      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许多记者在报道先进人物时往往注重了其先进的一面，而相对地忽略了写新闻的一面。艾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调，要破除这种以往长期束缚记者思想的僵化思维方式：

      例如，我们在选择典型的时候，总是选择那种“体现式的典型”——在它身上完全反映了政策的要求，于是报道总把生活描述得像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其实，如果现实生活已经像政策所要求的那样，政策还有什么作用呢？艾丰就指出：“为什么不可以抓‘矛盾式的典型’呢？所谓‘矛盾式的典型’，就是在这个单位或事物的身上，集中反映了我们所要贯彻政策的种种矛盾。如果把这些矛盾剖析清楚了，如何贯彻党的政策不就清楚了吗？”

      又例如，我们写人物总要先给他定性，甚至认为只有先进人物才有宣传价值，往往把新闻人物和先进人物等同起来。这样，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就进不了我们的报道视野了。

再比如，对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理解。似乎好人好事就是正面宣传，如果暴露了一些坏人坏事，那就是反面宣传了。  

      ……

      艾丰在《中介论》第五章《融合论》中,从特定角度阐明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如何看待各种新闻人物，并使之进入新闻视野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正确看待“公”与“私”关系的问题——离开具体条件，绝对地崇尚公，绝对地批判私，是不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文化应该是有层次的、多层次的、多向衔接的、运动着的、发展着的；而不能是单一的、单向的、凝固的、封闭的，不讲衔接的”。 按照这一思想，对各种有价值的新闻人物应该放开手加以报道。这里面的关键是把握适当的角度、适当的观点、适当的方法。

 

                                   五 、“中介论”强调报道形式创新

      如前所述，艾丰认为新闻报道是一种最重要的中介之一一信息媒介，为实现中介目的，必然要求讲究手段的改进。艾丰十分重视对新闻出“新”的追求，其中既有对新的发现的追求，亦包括对新的形式、新的表现技巧、新的表现手段的追求，艾丰在《经济述评自析集》中说过：“怎样才算把经济报道写好了？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一个人困了，躺在床上，看我们的经济报道，还愿意看，还能看得明白。那样，我们的经济报道就可以算是写好了。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技巧，而不是内容。”在《宣传也要注意跳出旧思维的圈子》中艾丰又说：“记者不断地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不仅具有新闻业务的意义，而且有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意义。因为记者总是站在生活第一线的，他是生活的哨兵。如果他的思维被许多思维定势束缚着，他就不可能及时发现新的东西，也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当然，记者在写作的形式和方法上更要不断地创新。有一位老记者说得好：‘记者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我写的东西，不仅应该和别人写的不一样，而且我写的这一篇还应该和我写的上篇不一样’。”

      翻开艾丰的作品集，无论是专栏文章《社会公平的辩论》，还是座谈会纪要式报道《百花何以开放》，无论是“多侧面人物报道”《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还是言简意赅的“访日通讯”系列篇……读者处处可以感到艾丰对表现形式出新的孜孜以求。

 

 

                               

                                       灵动的思考之笔：学者型记者的魅力之源

      艾丰曾结合自己的实践就“学者型记者”论题作过这样的阐述：“学者型记者又可分两种，一种，注意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结合，着力于新闻学的研究，记者兼新闻学者。一种，注意研究自已报道领域的问题，着力于某个专业的研究，记者兼专业学者。学者的直接表现，就是他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当然，最好是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比照艾丰辉煌的新闻实践，我们会发现，艾丰不仅在记者和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自身做“全”了学者型记者。

        艾丰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成了许多大专院校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些著作包括：《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记者的素养和技巧》（合写）、《新闻报道与写作》（合译）等。其中，他以全新的哲学角度撰写的《新闻采访方法论》，获得首届“吴玉章奖金”。他长期从事经济报道，著有《经济述评自析集》、《沧海、桑田、乐园》等书。在许多人眼里，艾丰是一个很具权威性的经济专家。同时他在哲学方面也深有研究，著有《中介论》。

作为一个大器晚成者（艾丰40岁才上研究生，写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才开始成名），艾丰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一以贯之的博学深思、厚积薄发，而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作为研究者，当然应重视艾丰诸多天才的独创，但我们更重视的是，从他身上发掘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关于我们学习和思考的态度和方法。

      艾丰十分重视知识素养和理论素质对记者成才的奠基石作用。在一篇题为《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文章中，他把人的本领总结为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知识”。1986年，艾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的“就职演说”就是这样说的：“让我当经济部主任，其实我是不够格的。我认为，当人民日报的经济部主任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他要对全国的经济全局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二，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特的较为深刻的见解。三，要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条衡量我，第一条不具备，第二条不具备。由于这两条不具备，虽然我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所以第三条至多也就是具备半条。所以我说我不合格，决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实情。当然我要努力，争取早日具备这三条。”

      对于知识的得来，艾丰认为，记者最根本的学习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指出，“有些记者提高不快，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停滞在一个水平线上，不重视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结合艾丰的报道实践和理论著述，总结其四条主要的学习方法为：（一）记者的学习，主要是一种“综合式的学习”、“框架式的学习”。 “学习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弄懂一切经济理论，更不是在一切专门的领域都钻进去。不是的。学习目的只是了解一个大概的理论框架就可以了。掌握了这个框架，一旦遇到了某个理论问题，知道它的门牌号码，知道在哪里去找它就可以了。”（二）从实际生活中学理论。记者的工作岗位是在生活的第一线，是在社会发展的最前哨。“这是记者学理论的一个好条件，比较容易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学习方法应该是“生活中找问题，理论上找答案”。（三）寻找新闻的反映特点。艾丰指出，最基本意义上的那个新闻，并不仅仅在上层建筑之中才有，它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经济中有新闻，政治中有新闻，文化中有新闻，教育中有新闻，科技中有新闻，日常生活中也有新闻。记者要更多地来研究新闻在经济这个领域中存在和反映的特点。（四）在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中提高。

      作为学者型记者，艾丰极力提倡思考，他把他的新闻作品集命名为《思考的笔》，同是希望大家都来做“思考的笔”。他崇奉范长江的这句话：记者要穷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几个问题。艾丰认为研究问题就要思考，记者不是无头无脑的“笔杆子”，他们是“思考的笔”：（一）要把每次重要的采访，都当成上一次“大学”。“采访对象是我的老师，采集到的资料，就是我自选自编的教科书。要舍得花工夫搞资料”。（二）要每个时期确定一个主要报道方向，便于在这个领域内钻得深一些。例如，1981年到1982年，艾丰重点报道城市建设问题，接连发出多篇具有影响的作品，被吸收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三）要注意把自己的积累按照特定的方向凝聚，一定时期，把它形成著作。（四）是记者一定要学哲学，一来提高采访的效率，二来有助于增加积累的效益。

 

执著的科学精神：学者型记者的自觉追求

      学者型记者的报道多具有较大广度和深度。艾丰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记者要有科学态度，要作观察家，要注意跳出旧思维的圈子，敢于和善于抓前瞻性问题．要注意写一些思辨性的作品，要把逆向思维和顺向思维结合起来，要学习、思考、探讨，要捕捉现象，深人分析，等等。这些自觉的要求和追求，正是艾丰的科学精神在其新闻实践中的外在显现。

     艾丰说，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这“五说”加在一起，难免要说错话。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1982年初，人民日报社交给艾丰报道中央机构改革的任务。按照惯例，机构改革总要突出精简机构。在当时，应不应突出这一点？艾丰首先做的是没有盲从，而是翻阅了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资料，找来了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构设置情况的资料，找来了苏联、东欧国家机关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发现了“在一定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干部总数不减律”，即不管干部到哪儿，都由国库开支。机构改革的关键，不是总数的增多或减少，而是合理配置问题。中央机关臃肿是事实，艾丰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六条原因：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直接管经济；二、中央集权过多的旧经济体制；三、干部素质较低；四、“文革”遗留问题；五、不正之风的影响；六、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干部聘任、管理、离退休制度。在这六条原因中，当时有解决的现实可能性的，只有第六条。鉴于这样的看法，艾丰没有把报道重点放在精简人员上，而是放在新老干部的交替上。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在宣传上盲目地“起哄”。

      在一篇题为《记者的科学态度》的文章中，艾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亲历：1986年上半年，艾丰受命采写一篇倾向于支持上三峡工程的报道。当时，这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其争论时间之长、争论面之广、争论程度之激烈，都是世界驰名的。艾丰首先接触的，不是论述三峡工程合理性的材料，却是一整套来自相当权威部门的坚决反对“上三峡”的正式建议和一些附件。艾丰带着疑问没有只在三峡工程上绕圈子，却直奔葛洲坝水利枢纽，在那里他向专家请教，向工人和干部请教，向实践请教，当他完成了长时间的科学考察式的采访之后，成了坚定的“主上派”。1986年5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葛洲坝的启示》一文，其关于三峡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最后的结论与1992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建设三峡工程的方案相一致。为此，艾丰深有感触地说：“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当记者的，思维更不能钻牛角尖”。

 

强烈的责任感：学者型记者素质的基本内涵

      1996年，艾丰在文章《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强调：年轻的同行常常问：“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  这是艾丰对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是他作为学者型记者的严格自律。

      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艾丰写的一篇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这篇作品就是责任心驱使艾丰写成的。艾丰在山区呆过，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然后再做猪食。他们平时不洗脸，知识青年不能洗衣服，洗衣服要带进城，或者到很远的水库去。最干旱的季节，他们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可是一到城里，人们对水的浪费却随处可见。于是艾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经过艰苦、深入的思考，终于写出了高水平的述评。稿件见报后，引起社会对水资源的深切的注意，艾丰的内心才较为平静了一些。1983年3月，艾丰前往广西执行一个重要的报道任务。那里的艺术学院有一位副书记高考时参与作弊，长期不予处理，背景比较复杂，要连同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一起捅一捅。这次采访是充满风险的：只身一人，去从未去过的边远地区，而批评涉及的又是当地党委，弄不好，很难从那里脱身，吃不了兜着走。采访过程相当曲折，照实写出来，可以是一本小说的素材。半个月后，艾丰写了一篇《不完整的答案》，登在3月23日《人民日报》上。因触及的是多年来无人触及的一派掌权的问题，在当地引起强烈轰动。当地报纸转载，当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开始了新的局面。

       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都无关。农业减产了，那是农民的事；产品质量下降了，那是企业家的事；火灾发生了，那是消防队的事——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这些与记者都没有直接关系。别人不找他，他又不主动，这样的记者还有什么事要干呢？这样的记者不仅成不了学者型记者，连一般记者也做不好。所以艾丰强调，“一个好的记者，不仅要感到而且要时时处处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他才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把新闻报道搞好。”

 

浓烈的个性色彩：笔不惊人誓不休

      学者型记者采写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明显的个人风格特色。艾丰自称为“四不像”的新闻作品《社会公平的辩论》，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它不像一般的述评那样形式千篇一律，而是借鉴了亚洲大专辩论会的方法，围绕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出了四个小题目，把社会上的不同观点集合起来，分成甲乙两方。文中，甲乙不同双方的论争，对民众不明白、引起矛盾的地方进行大暴露，起到了辩明是非的作用。在当时，得到了人们的好评。艾丰之所以能够举重若轻，靠的就是他独特的思路和思考——既开拓了新闻报道的新形式，也使个人风格得以充分显现。

      综观艾丰的新闻实践，他坚持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一路锐意创新，笔不惊人誓不休。其“新”的追求大体上可以做如下概括：

       （一）对别人已经报道过的内容，力求有新的概括。以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为例，这篇报道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并没有多少是全新的，但是艾丰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于是，人们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们也说，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你谈的，但你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二）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层面表现对象。1993年11月，人民日报经济版开展了一个《我看合并风波》的讨论。讨论的事件是浙江杭州市工业局决定把下属的三家企业合并。但是其中有一家企业不同意，于是酿成了纠纷。从最直接的角度看，这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但这场讨论在艾丰的“主持”下，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评论谁是谁非，而是用新的角度，第一步引申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第二步又引申到产权关系的问题，就使得这个很普通的争议深刻化了。

      （三）要善于提出新的见解。艾丰指出：“这个新的见解，应该包括采访对象提出的新的见解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见解。总之，要使读者看了报道之后，知道一些他原来不知道的观点。”

      （四）在语言上下功夫，力求在报道中加入画龙点睛的思辨性的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深刻的思维往往需要相应的语言来表达。艾丰的大多数作品都体现出浓厚的思辨性。如在《新唐山的崛起》的报道中．在叙述建设新唐山的困难的时候，艾丰说出了唐山人除物质困难之外，还有精神上的困难。稿件上写了这样的句子；“地震夺去了不幸人们的生命，而活下来的人则承担了全部的不幸。”类似这样的语句，极大的增强了艾丰作品的感染力。艾丰的许多作品，只看标题，读者就能料到是出自名家之笔，如《大陆桥头说新桥》、《面对生活不等式》、《黄酒加冰块》等，令人击节叫绝！

 

 

      “外行看不懂，内行不想看”，这是好多记者撰写经济报道所遭遇的尴尬，而艾丰的经济报道却很动人：外行爱看，因为他以一种最易接受的形式突破了外行想看而不敢看的畏惧心理壁垒，读完后，才知道平淡的生活中竟蕴含着深刻和经济；内行爱读，因为他发现了内行有时也未能察觉的新视点。艾丰写的经济述评充满真知卓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许多作品给人以常读常新的感觉，给“新闻是易碎品”的结论以一种新的思索。本篇笔者着重从思维分析角度试图剖析艾丰经济报道的特色。

 

                                                       宏观思维  纵论风云

      艾丰十分重视记者在经济报道中的宏观思维素养：“要当好一个记者，我认为：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欣赏这样一句话：‘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当然这主要是讲记者的责任感。但也应该包括宏观意识在里面。因为总理是想全国的事情的。”

      什么是记者的宏观思维呢？顾名思义就是记者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用高屋建瓴综合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并将其放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和社会系统之中进行透视的思维方式。如果记者仅从一个局部、一个方面去思考问题，常常会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报道工作。

       艾丰1987年4月17日发表的经济述评《理一理思路》就是在宏观思维烛照下的可喜成果。1987年春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城市改革，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先是对企业扩权让利，后来又“包”字进城。但是“包老爷”在城市的表现远远不如在农村，并没有一“包”就灵。总之，到了这时，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如何进行下去许多人陷入迷茫中。艾丰敏锐地感到，搞清思路已是当务之急。他适时写出了《理一理思路》，凭借自己对重大理论问题和读者心理的宏观把握，结合深刻的历史意识，艾丰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简练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文章见报后收到良好传播效果。“理一理思路”，也很快变成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一句常说的话：“现在需要理一理思路了。”

      艾丰善于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对待个别现象时总是将其放在大环境中进行思索。这样，使其报道既有鲜明个性，更有一般指导意义。《坚实地站在大地上——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记实之一》就是这样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会议报道。艾丰跳出以往会议报道表面热闹而内容贫乏的圈子，站在会议的大背景“从建国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下予以报道，抓住了“你也许会感觉到会议的气氛略少庆典式的热烈，而更多务实中的冷静”这个要害性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成熟的人是沉稳的”这一观点，顺此思路，由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急性病”的危害与根源，从而引出了“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这一会议精神。

 

                                                        立体思维   洞察全局

       记者的立体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新闻思维。它是采用空间思维的方式，对于一个认识对象，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索，力图真实地反映这个事物的整体以及这个整体和其周围事物构成的立体画面的思维方式。记者的立体思维是相对于记者的线型思维、平面思维而言的，它要求记者在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时，要摆脱以往形成的思维惯性或思维定势的影响，要跳出点、线、面的限制，善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去思考报道对象。因此记者的立体思维也可以叫做记者的全方位思维。

     艾丰经济报道中的立体思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时注重说“双面理”，不装腔作势，借“权威”唬人。九十年代初，我国电视荧屏上有许多带有阿里斯顿名称的电冰箱广告，给许多人头脑中留下了疑问：为什么我们一个国家的许多的电冰箱企业要同时引进国外一家的技术呢？虽然当时报纸上也多有文章涉及此话题，但因说理不透，“隔靴搔痒”，均未能解人之惑。1994年春天，首都新闻界联合搞“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要抓一些经济效益方面的报道题材，艾丰的《评说“阿里斯顿现象”》一问世，即激起一片喝彩声。有的企业一看到这篇报道，就把它放大，贴到了墙上，让大家比较为什么有的企业效益好，有的企业效益不好。艾丰说，这篇报道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采用了康德的“二律背反”方法，提出了并尽可能解答了宏观上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艾丰的这一报道思路也同样体现在《怎样认识6%——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记实之二》中,他对“6%由来”、“6%快慢说”、“6%难易论”通过不同声音予以一一分析，指出了由各方面因素综合所带来的6%的制约因素，这样，通过分析，读者的兴趣就不会仅停留在“6%”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的探讨上，而是将目光集中在实现“6%”的目标所需的努力上，这样，也就避免了简单化、机械式地处理，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思索空间。

      二是在报道有争议的经济界新闻人物时，注重多侧面报道。

      艾丰说:“如何解决单侧面带来的问题？当然是提倡多侧面。但对多侧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也并不是在写任何问题和人物的时候，都要优点和缺点半斤对八两地来写。这种多侧面，往往就在如实地描写事物之中。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就是多侧面的。”艾丰1987年采写的《追踪夏任凡》就体现了这一新闻思想。

      艾丰精心设计了这篇报道中的五个小标题：

     “曾被免职的改革者夏任凡，终于走出了前进路上最狭窄的夹缝。改革者气候正好。但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仍面对着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夹缝”

      “上次采访中，见到一些材料，听到一些谈话，曾把夏任凡勾勒成一个’私心很重’又很’狂妄’的角色；猝不及防的脏水，曾泼得这个年轻汉子发烧到40度……”

      “夏任凡有个贬多于褒的外号：‘夏大白话’。整夏任凡时，就有这样的指责：好吹牛，对电车公司职工讲话，说‘将来我们的工作服要比空中小姐的还漂亮’”

      “夏任凡还有个别称——‘夏大胆’。用东北话说，‘他什么都敢造’。就是那些宽容的人，也把它作为‘不稳当’、‘不可靠’的代名词”“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这里的每一个小标题，可以说都是多侧面的，都是独具匠心的。读者窥标题即知其正文之风格。

       三是将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透过经济看社会，透过社会看经济”。艾丰指出：“这种双向的透视，有的时候难以清楚地分开是从社会向经济透视，还是从经济向社会透视。我们的记者并不需要很清楚从哪里到哪里，最重要的是结合，是社会和经济的结合。”

      艾丰的许多经济述评都是这种结合的典范。以《面对生活“不等式”——记大连造船厂船研所副所长张在勇》为例，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大连造船厂党委、大连市委都作了向张在勇学习的决定，中央电视台为张在勇拍了电视片——它之所以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绝不仅仅在于艾丰讴歌了张在勇的个人优秀事迹，更重要的是在此报道中注入了作者“透视社会”的深邃：“改革要求人们不容忍那些不合理的而又可以解决的‘不等式’，又要容忍那些不合理而又不能马上解决的‘不等式’，还要利用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的‘不等式’”。

 

                                                     动态思维  把握主动

      程世寿先生曾指出：“所谓记者的动态思维，是指记者根据报道环境和报道对象的发展变化，运用动态思维的方式，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维程序、思维方向、思维内容，对报道对象进行跟踪、调整、控制，从而达到优化报道目标的思维过程。”艾丰的经济报道体现了这种思维的灵活性。

      在处理经验性经济新闻方面，艾丰强调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反对“刻舟求剑”，照搬照套的僵化思维。他说：“任何单位的经验，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就是说，经验的形成有它自己的条件——有别人具备的，也可能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经验的适用也有它的局限——有的对别人是适用的，有的则是不适用的。”记者不自觉地夸大一个单位的经验，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那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讲清楚。过去在推广大寨经验的时候，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大寨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你们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两年行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我们的记者决不可以用这样的思维去写经验性经济新闻。

      艾丰强调：采访和写作经验性经济新闻，最好的路子还是“面——点——面”的路子，即：从社会上普遍关心的角度来研究你要报道的题材，研究你那个被采访单位的情况；这就是由面到点。而后，又要从回答社会普遍关心的角度来提炼；点上的经验，凡是没有更多的普遍意义的东西，尽量去掉。

      艾丰曾长期参与主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处理热点问题方面更见其动态思维的高超功力。他认为抓热点关键是把握时机的问题。他说，“处理热点一般有这样的几种方法”——“回避的方法。就是那些虽是热点，但一触及它就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或者一旦‘轰起来’并不能解决反而会阻碍解决问题，这时就要回避。有一些热点，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冷却下来了，反而容易解决了。这时就不要急于下手报道它”；“恰当的触及方法。热点报道最重要的是恰当的角度和恰当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着眼于沟通和协调的办法。它的效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只要起到缓解、化解、理解的作用，就算是有了作用。不可操之过急或要求过高。”如此等等。

 

                                                     求异思维   深入浅出

      吉尔福特曾将求异思维定义为从所给的信息中产生信息，从同一来源中产生各式各样为数众多的输出。依据这个定义，我们对记者的求异思维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记者在思维过程中，突破已有规范，思维沿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扩散，从多方面寻找答案，从而引出更多的信息。作为新闻学学者，艾丰曾在一篇题为《把逆向思维与顺向思维结合起来》的文章中说“多一些从各种角度提出的‘？’，才能推动自己的思考深入。”

经济报道易走入两大误区：专业化、枯燥化；表面化、简单化。陷入专业化、枯燥化的表征是堆砌一大堆陌生的专业词语，不懂得其面对的是一般读者；陷入表面化、简单化的表征是就经济现象谈经济现象，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不能给人以指导，自然不会具有永恒的魅力，有些甚至一发表，就漏洞百出。

上述两种现象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没有处理好语言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关系。经济报道出现“专业化、枯燥化”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报道者将语言死钉在某一抽象水平过高的线上；而只注重罗列经济现象的报道者则习惯于将语言建立在具象水平过高的线上。普通语义学认为，有效的、生动的传播应沿着抽象阶梯有上有下，绝不要死钉在某一级。

      艾丰的经济报道妥善地处理好了具象与抽象的关系，不仅有深度，而且形象动人，将复杂抽象的经济现象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从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

仍以《社会公平的辩论》为例，这篇述评仿效“大专辩论会”这一形式，以甲、乙代表了辩论的双方，通过四个辩题即：《辩题之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谁先富？》、《辩题之二：怎样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辩题之三：当前应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辩题之四：在社会主义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将甲、乙的矛盾、分歧一一展现出来，具有戏剧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的结构之美，在双方的辩论中展示了社会大环境背景下的理性探索。这种形式，一扫一般经济述评枯燥平淡之风，立即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

      艾丰之所以在处理甲、乙的“辩论形式”上要有所创新，是因为其表达的需要。须知，这是一篇经济述评，要求与情与理丝丝相扣，而非卖弄文才，作者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借甲、乙的辩论与分析将自己的观点含蓄地表达出来。根据霍夫兰的劝服传播观点：让别人意识不到劝服人的观点、动机的劝说更易为人接受，显然，作者着眼于此而大胆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