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郭澄清同志相识较晚。他是宁津县人，我是原沧县人，是河北省邻县同乡，又都生于1929年，同龄。

　　1965年宁津县划归山东，当年召开“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审定山东的出席代表时，原由河北省推荐的宁津县有两位代表；郭澄清、张长森。在山东是绝大多数县都没有代表。经了解：郭澄清是县委办公室主任，35岁，发表百万字作品；张长森是农民，17岁发表10余万字短篇小说。这时我想起天津青年作家刘绍棠18岁写了《运河桨声》：我省邹平县农民诗人刘光录，17岁在“大跃进”赛诗会上与郭沫若对诗，他的一句“扯起银链锁太阳”，喜得郭老差点把他抱起来。我讲这两件事的意思是，宁津县应出一名代表，张长森，他更年轻。最后省文联党组书记燕遇明同志确定：“两人都报，宁津县刚划给山东，原有河北省推荐，要特殊对待，山东也不是以县平衡。”会后我把名单带回省委宣传部说明。

　　全国大会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澄清的发言，原来他与李准、浩然、胡万春等并列，是大会的受奖者之一，成了名了。于是我感觉难为情，觉得自己差点埋没了郭澄清。

　　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文革”中我下放油田。1971年9月举行全省戏剧会演，我是特邀观摩代表，参加评论组，郭澄清比我身份高，好象是省创作室负责人，分管评论组。这次我见到1965年差点被我亏待了的郭澄清。在初次交谈中，我就把1965年的事情原原本本向他“坦白”了，并致歉意。

　　赶巧，会演没开幕，党内开始传达了林彪反革命事件。这可麻烦了，因为各戏中都有“副统帅”的影响。有的剧情不行，有的背景不行，还有许多语录和台词，连剧情介绍都不行。文化组老领导由履新同志主持党核心小组扩大会，我和郭澄清参加了。会上多数意见取消会演，登报声明可在报上怎么说呢？最后老领导指名听我的意见。我虽是被下放的“黑线”人物，但在老领导面前，我仍大胆说：“限10天内，各戏把林彪影响彻底消除干净，经重新审查后再开演，不然会演名声怎么办？”这事报请上级同意了。结果会演拖延半月，各戏上演，没出问题，皆大欢喜。在停演期间，我协助郭澄清审查剧本。这样人熟了，话也多了。

　　一天晚上，他带了瓶地瓜干酒到我房间，开门见山地说：“我了解你，小八路宣传队，咱俩同岁，都是41岁。文化组想调你回来，主持《红嫂》加工，你意如何？”我一听这话害怕了，说：“我是下放的‘黑线’人物，回来不行，加工《红嫂》更不行，别给领导惹麻烦。”他接着开玩笑说：“1965年你捣过我的鬼，那是贬我。现在我想捣你的鬼，说你同意回来，这是抬你，咱当面说定。”我急忙说：“不行不行，我现在一听到文艺界就害怕。我也向你说定，10年之内我不回来！”话说顶了，他拿起瓶喝了一大口酒，歪歪咧咧地说：“看来咱俩交情还不够，得慢慢加深，”我一看又忙拉他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你说得轻松，可为这事我今夜甭睡了。”他说：“不睡正好，咱下棋，谁胜了谁说了算！”我爱下棋，随身带着，于是我们下到天明，开始他胜，后来我胜，我不会喝酒，一瓶酒差不多他都喝了，人也糊涂了，他临出门时说：“咱俩没完，下次再谈。”

　　过了4年，1975年我在油田读到他寄赠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部写原冀鲁边区抗日战争的长篇作品。抗日战争期间，原来我所在的部队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就在此地作战，其中消灭长官镇日军化装扫荡队，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在薛家、盖家我十六团三营被日军包围的战斗，就是在宁津县打的。《大刀记》写的是地方游击队的故事，但地理环境、部队生活、军民关系、敌情状况等，我都记得，甚至有些人物我能指出其原型。如大刀队开始不是在宁津县拉起，是1937年8月在乐陵县许家村由当时党的地下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同志，请两位铁匠师傅打了大刀拉起来的。这个部队后来编入十六团三营，杜步舟是副团长，薛家、盖家之战就是他指挥突围的，其中团政治处主任辛易之重伤，三营长张振化牺牲。但消灭长官镇日军所缴获那挺重机枪就在三营，保住了。当时宁津、乐陵实际不分，叫“宁乐边”中心根据地。所以我认为《大刀记》是概括地写了这一地区的故事，当然是对的。对这一带抗日战争的事，我知道的、经过的比郭澄清多，但写出《大刀记》的不是我，而是他。而且他是在煤油灯下跪在炕桌上写的。

　　冀鲁地区，在“七七”事变后的第8天——7月15日，即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是山东、河北武装起义最早的地区，是毛泽东同志最早亲自指示我一二九、一一五师派部加强的地区。该两师即派“津浦”、“永兴”两支队东进来边区，继后肖华同志带东进挺进纵总部到来整编当地部队。之后一年内，1939年即从该区调出两万当地部队，补充了一二九、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之后不到两年，该区又发展到两万部队。该区抗日斗争十分壮烈，至抗日胜利共牺牲10万军民。但这一地区的抗日事迹，一直没有人写。郭澄清终于写了，所以我对他真的加深了友情。

　　同年，油田话剧《一代铁人》调省演出，又在泰安召开了全省创作会议。这时我知道郭澄清已患肝病，当在创作会上听他发言，我惊愕了！他在大会上讲：他继《大刀记》之后，再写《千秋业》，也是三部约百万字，说争取一年最多两年完成。最使我吃惊的是，他竟然说：“到时我将背上书稿来向党交卷，要么由我老伴儿捧着我的骨灰来向党致歉！”当时全场一片掌声，我却默默摇头。我想他已经患了肝病，这完全是在拼命！

　　会中我就找他，讽刺他发言“带了个好头”，然后说他太冒险了，这又不是作战，想当黄继光、董存瑞，100万字，一两年之内绝对完不成。曹雪芹百多万字写了10年，苏联大作家法捷耶夫写《青年近卫军》60多万字，1945年二战结束当年出版，但他绝不是当年写成的。我曾看到介绍他的一份资料，《青年近卫军》的废稿和成稿40比1。这些话我都说了，而他一笑置之。结果会后不久，他肝病加重了。

　　1975年冬季，我当了油田政治部副主任。听说郭澄清是用枕头顶着肝痛赶写他的《千秋业》。于是我立即给他写信，说我可带车亲自接他到油田，亲自安排他治疗、写作和吃住生活，一切免费。意思是让他轻松一下，慢慢写，我还可随时劝他休息。不料他立即回信谢绝，说组织上对他的医疗、写作和生活条件都安排得很好，吃中药也很好。当然我明白，最主要的是他在加速写作。

　　1976年我见到任孚先同志，他说郭澄清已经脑血栓偏瘫了，但仍在写。1980年我回省里，专门去看他，见他歪着脖子写，还表演给我看，真是让我哭不得也笑不得。但看他情绪很好，仍表示坚决完成写作计划，只是时间延长了。

　　后来经省作协和当地领导几经劝说，他才同意转来省千佛山医院疗养。单间病房，由他夫人陪同照顾。这期间我去看他，床前仍有书桌稿纸之类，但动作已不成形，而说话仍多，记忆清楚，拉住我手不放。不过护士常加管束，我只好举手告退。

　　1989年8月，郭澄清病逝于肝癌，时年59岁。我和他是邻县同乡，生在同年，《大刀记》中的事迹我大多经过、见过，但它成了郭澄清的绝笔。这些年我老了，心脑综合症时有发作，开始喝酒，有时发疯，但大脑有时还正常，所以我常常想起郭澄清。我常常与他相比，当年我在家乡参加大部队与敌人战斗时只有10岁，已经是个战士；他与我同岁，但在我看来他那时还是个孩子。而现在他留下了《大刀记》，我留下了什么？空空如也！当然我参加抗日战斗，应该说是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的，而郭澄清最后的重病中顽强写作，他这种拼命精神不也是战士的精神吗？我在油田工作10年，在那个时期，我记得石油工人有四句话：

　　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

　　我想郭澄清正是这样一名战士，他是作家中的战士！再加上我和他是同乡同年又有着相当的友情，所以我在多病的晚年，仍然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