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单纯的真伪之争 ——再读《砥柱铭卷》

万君超

　　《黄庭坚〈砥柱铭〉》编著者文师华是原南昌大学中文教授兼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书法家。《黄庭坚〈砥柱铭〉》上册为《砥柱铭卷》书迹，另有全部题跋及释文。折叠装。下册为文字编，共收入3篇论文：文师华的《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与〈砥柱铭〉真伪之争》、黄庭坚三十五世孙黄君的《魏徵之铭·山谷之书·稀世之宝》、文师华的《〈砥柱铭〉真伪之争的代表性观点选录》。3篇文章均颇具学术价值，也让读者初步了解到《砥柱铭卷》在拍卖前后的一些内情。黄先生的文章我以前曾粗读过。文师华在《〈砥柱铭〉真伪之争的代表性观点选录》一文中，列举了真伪之争的12个不同观点，驳疑者为傅申和黄君二人，尤以黄君居多。鄙人的“大名”赫然其中，被列为6位“质疑派”代表之一。

　　我当年绝对没有想到，自己随意所写的一篇肤浅之至的《〈砥柱铭卷〉鉴赏记》，竟然会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许多的电子和纸质媒体转载，也使得自己在无意之中被卷入这场轰动海内外学术界、鉴藏界和拍卖界的真伪大论争之中。所庆幸的是，这场关于《砥柱铭卷》真伪论战，质疑和肯定的双方都保持了非常的理性，多从学术方面进行了辩论和探讨。尤其是傅申先生的学术涵养令我为之敬服，也确实使我获益良多。

　　在《〈砥柱铭〉真伪之争的代表性观点选录》一文中列举的鄙人两个观点是：（一）未见烬后痕迹。万君超：《砥柱铭》在明中期为黄庭坚后裔所藏。嘉靖辛亥（1551年），此卷曾遭火灾，黄家室宇赀畜焚荡一空，唯此卷犹存于煨烬之中，冥冥之中似有神灵护佑。故黄应宸在隆庆庚午（1570年）的题跋中感慨云：“譬之七雄，战争中原，几经兵燹，而鲁之灵光，岿然独存，物之显晦，岂非数欤？”但遍览整幅作品，并未见此卷上有烬后痕迹，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

　　黄君：这不是莫名其妙吗？明明说冒着生命危险抢了出来了嘛。如果真烧着了，还会有今天的拍卖和讨论吗？（本书第51页）

我后来又曾写过一篇拙文《初见傅申先生》，在文章里对“煨烬”二字有过解释。我怀疑黄应宸题跋中所谓的“独出是卷于煨烬之中”，要么纯属子虚乌有，要么就是夸大其辞。因为“煨烬”即指灰烬，也就是燃烧后的残余。黄家“室宇赀畜焚荡一空”，而唯独《砥柱铭卷》完好无损？在情与理上均难圆其说。我也曾在上海2010华人收藏家大会期间，向傅申先生当面请教过“为什么《砥柱铭卷》上没有火烧痕迹”。他回答我说“在还没有烧到的时候就抢救出来了”。我当时曾愕然想问：“难道‘煨烬’二字，是指还没有烧到的时候？”

　　（二）收藏出现空白期。万君超：《砥柱铭卷》从南宋贾似道（1213—1275）到明英宗朝“天顺元年”（1457年）的180年左右，有一段收藏“空白期”。为什么居然没有一个元代人和明初人的题跋或印鉴？此卷在此期间曾被何人收藏？如果此卷上的王厚之和贾似道（“秋壑图书”）两人的鉴藏印确实为真迹，那就可以排除《砥柱铭卷》是元人摹本的可能。否则，就极有可能是元人临摹本，而引首和南宋人题跋则有可能从真本“移套”而来。

　　黄君：《砥柱铭》在将近1000年的流传历史上，有100多年没有人作跋，这算什么事呀。收藏者秘不示人，这种情况经常存在。家里书画传几辈，就是不给他人看，这很正常，同时恰恰说明这件东西的宝贵。跋文出现年代断层，也是常事。（本书第51页）

　　黄君先生在《魏徵之铭·山谷之书·稀世之宝》一文（本书第45页）中说：《砥柱铭》从元代天顺元年（1328年）到隆庆庚午（1570年），中间凡240余年，“一直由黄氏家族保存。今卷尾第七跋至第十五跋，记录此间收藏、保护情况甚详”。在俞僴的第十二跋中确实提到“十一世族孙璂”（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八世孙）收藏过《砥柱铭》，题跋署年为“天顺元年”。我在《〈砥柱铭卷〉鉴赏记》一文中将之认定是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时间相差约130年。我不知黄君先生凭什么将“天顺元年”定为是元代的“天顺元年（1328年）”？如果去查阅一下汀州地方志，因为俞僴在题跋末写道：“天顺元年春正月望吉赐进士中顺大夫知汀州致事俞僴识。”或是到网上搜索一下，就应该不会有此“瑕疵”。俞僴是明代景泰、天顺年间人。

另外，《砥柱铭卷》的题跋从隆庆庚午（1570年）郦希范的题跋之后，又一下子“跳”到了道光壬午（1822年）吴修的题跋，又有了一段250年左右的“题跋空白期”。期间除了有晚明项元汴、和项氏后人项源诸多收藏印之外，另外还有谁在收藏？而且，在项元汴的60余方鉴藏印中，许多印章是否为真迹颇值得质疑。尤其是一些白文鉴藏印，或“刻意”模糊不清（在骑缝处尤多），或与项氏真印有异。因此类可疑之印颇多，故无法在此一一详评。我怀疑《砥柱铭卷》上的项氏某些可疑之印应是晚清人所为，极有可能是岭南一带人的“杰作”，欲昂其值也。

　　黄君先生在《〈砥柱铭〉真伪之争的代表性观点选录》中曾说：“项元汴在上面盖了60多个章，谁有能力伪造这么多的章？过去印章可不像现在可以电脑复制。”（本书第49页、50页）像黄先生这样的论点，简直就不值一驳。他可能对古人伪制印章的水平太“无知”了吧？我在此可以告诉黄先生，在当代有关著录项元汴鉴藏印章的书籍中，韩国女学者郑银淑的《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一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10月）中所影印的项元汴91枚鉴藏印最为清晰、可靠和实用，极有参考价值。并且其中绝大多数的印章均出现在《砥柱铭卷》中，其中的真伪应该可以辨别。

　　文师华在《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与〈砥柱铭〉真伪之争》一文的最后写道：“凭心而论，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砥柱铭》不是最好的作品。因此可以断言，不管《砥柱铭》是黄庭坚真迹还是赝品，对黄庭坚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没有丝毫影响。”其实对《砥柱铭卷》的真伪之争，根本就没有人怀疑过“黄庭坚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的问题，而是对一件古代书法作品的真伪或断代提出不同的观点而已。黄庭坚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与《砥柱铭卷》的真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据说《砥柱铭卷》现为上海刘益谦先生收藏。我有一位朋友近日“跳槽”到刘先生正在筹建中的“龙美术馆”工作。我如果将来有机会再鉴赏到《砥柱铭卷》，并能够遇到刘先生的话，我想对他说：“在近60年来，曾有4件古代书画的真伪引起过学术论战。王羲之的《兰亭序》、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董源的《溪岸图》和黄庭坚的《砥柱铭卷》。它们其实绝非单纯的真伪之争，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影响尤为深远。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有幸收藏其中的一件作品，就足以名标中国鉴藏史。”我还想对他说一句哲人笛卡尔的名言：“在人世间，钱能买得到的东西都不贵。”

　　（《黄庭坚〈砥柱铭〉》，文师华编著，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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