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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低估了莫言了。《蛙》是继《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红蝗》《天堂蒜薹之歌》以及其他部分中短篇作品之后，时隔近十年，我读的莫言的第一个长篇。其间，尽管《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名气甚大，也跟风般买了来收藏，但并没有足够的兴致去翻览。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长篇小说作品整体的失望所致，也可能自己一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读一部超过20万字的长篇作品。 
       但《蛙》我竟一两天读完了。读完后，生了些懊悔，不是悔不该读这部作品，而是悔没有看《檀香刑》等几个长篇，错过了第一阅读时间。莫言，真是了得。 
     《蛙》是部伟大的作品，如果东施效颦，模仿国内一些机构或专家，非要对去年一年的长篇排名的话，我推《蛙》为第一。我也喜欢苏童的《河岸》，小说技术炉火纯青，结构、语言、节奏、人物心理的处理一如既往得好，苏童也在试图架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他当然也差不多达到了目的。我也喜欢阿来的《格萨尔王》，语言正如天籁，想象力堪称奇崛，阿来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语言具有音乐美的作家，可以说书，甚至可以说唱，没有瑕疵，故事没有障碍地可以抵达读者的内心，在阿来的母语藏语和后天学的汉语之间，在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阿来得了天启，两种有点都吸收并展示了出来。《河岸》和《格萨尔王》都是我喜欢的2009年的长篇，《河岸》似乎离我们有点远，《格萨尔王》想象再奇诡，总归还是神话的重写，原创力受到限制了。当然，李敬泽为首的不少评论家格外看好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作品出来之前，他们就已期待了很久，终于出来后，种种的高度评价也如期出现。我也不是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对它的喜欢甚至超过了《河岸》和《格萨尔王》，但这个东西到底格局太小，作家对我们民族命运、国民性、对历史、对社会人生思考的气量也并不大。至于方家们还提到的诸如《福布斯咒语》等等，那就等而下之了，要新鲜题材没有新鲜题材，要新的人物没有新的人物，写法更是老套，读这个东西，还不是读读王跃文的《苍黄》。尽管王跃文的《苍黄》除了技法圆熟了之外，其他方面还赶不上他的《国画》。 
      《蛙》则不同。正如张新颖前不久来深在闲谈中所言，莫言的每个作品都有特点，每次都要突破，但每个也都有缺点。这话说得在理。《蛙》也是如此。 
     《蛙》呈现的事件，掬满了中国民众的血泪，是民族的悲剧、底层的悲歌。但同时又是一个无奈的现实、走投无路的困境。置身其中的人们，如所谓的故事中的超生的人们，他们要传宗接代，要延续香火，要养儿防老，都是传统文化、宗法社会下的正确的观念意识，都是合理性的自觉选择，也是国家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下小民自保的微薄的希望寄托，在文化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他们的选择实属无奈之举。但是，国家政权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正确，有更宏大的合理性。所以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强力（下面便成了强横和暴力）推行所谓的计划生育，人权、人性都成了第二位的，都要让位于理论上的更大的人道和正确。这又属于国家治理和政权稳固方面考量下的，政治上的无奈之举。双重的无奈相碰撞了，牺牲掉的只能是顶风而上螳臂当车以死相拼的超生者小民。《蛙》写出了这种困境，这种民族性的悲剧，这种民众的被遮蔽的苦难和世纪悲凉。这种困境在于它是无从用道德评判的，正如作品中的女一号“姑姑”，她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可恶、可恨还是可悲、可怜？简单的套用价值判断会让我们进退失据。 
      这不是人类面对自然、社会和政治的无力的困境又是什么？不是人性的局限又是什么？显然，这就成为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所谓国际性的题材了，所谓永恒的人性的和文学的主题了。也成为含有丰沛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中国的、集权的、市场经济的诸多元素纠葛不清的的一个可资多面解读的作品了。最核心的一点是，莫言写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所经历的独一无二的困境、独一无二的痛苦、独一无二的经验。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史上，这种表现也是独一无二的。 
      哈金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定义，所谓：伟大的中国小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尽管这个定义被人批驳，但大致却是有道理的。我也基本认同。哈金所说的“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我也完全赞同。把哈金这话放在莫言身上，倒是忽然觉得很是切合了。莫言，也许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一个伟大作家。如顾彬的看法，曾经的王蒙，王安忆，也都在这个伟大的范围之内。还有写出了《空山》的阿来，理所当然的伟大。莫言的伟大，就在于洞察并切肤感受了民众的悲哀，民族的悲凉，没有置身事外，没有漠然视之，而是感同身受地以自己的笔为这个民族的疼痛留下了文学上永久地记录。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王蒙等重放的鲜花等，曾经写出了知识者和下乡知青的遭遇和挣扎，新写实写出了城市小民在社会挤压下的蝇营狗苟琐屑卑琐，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写出了专制年代底层人民被侮辱被损害而又坚韧生存的力量，刘震云的新作写出了所谓的“中国人的孤独感”，那么，我觉得莫言是有他的超越性的。 
      但莫言总是给我们留下遗憾。作品的后半部的代孕产业的牛蛙公司，以及最后面的那幕小剧，显得有些过于荒诞了，也许莫言认为现实远比书中描写更荒诞不经，从而以此曲折影射社会现实；尽管作家如此处理造成了更惊人的对照效果，消解掉了主人公姑姑之类的所谓笃信忠诚的投身的事业的合理性。但这种荒诞化处理，与平实的并不荒诞的主体叙事之间，还是产生了断裂和疏离。作品叙事的整体力量因此受到了削弱，悲剧感也就打了折扣了。如果这个作品、这个主题一旦悲剧性弱化，那它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201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