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画坛墨彩献我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上中学时就“结识”了著名美术教育家、书画大家孙其峰先生。不过,那时并未谋面,而是在《人民日报》、《美术》、《中国画》等重要报刊拜读过他的美术作品和很多评论文章。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服兵役期满,有幸考入天津美院,这才有机会见到孙其峰先生。此时,他已进入中年,中等身材,头发稀疏,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浅黄色的近视眼镜,尽管整天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服,却依然尽显儒雅风度。也许我在他主抓的绘画系担任美一乙班的班长,相对接触较多,对孙先生更为崇拜和了解。 
　　孙其峰,曾用名琪峰,别署双槐楼主、孤山翁等。1920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石对头村,由于祖父、父亲和几位叔父喜爱书画,逢年过节,总是买回很多作品,悬挂或张贴在家中客厅和卧室之内,使其从小受到影响,8岁就开始习画练字。小学毕业,他考入招远中学,在学好其它功课的同时,仍然对美术颇感兴趣,师从齐白石的图画老师徐人众发现孙其峰在这方面很有灵气,便作为重点培养。“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他中学毕业,但因战争连年不断,几年过后,家里的生活陷入拮据,迫于无奈,便于1941年远离家乡,投奔到北平擅长大写意的花鸟画家王友石舅父家。谁知舅父生活也不富裕,便托朋友给他找到一个差事,到珠市口一家丝绸批发门市里当店员,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到了夜晚,他静下心来,悄悄将废弃的包装纸展平,点燃蜡烛,不管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写字练画,有时到外边送货,就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偷偷赶到中山公园或琉璃厂、荣宝斋等处看画,购买有关出版物进行观赏和临摹。1943年秋,他满怀信心,携带数年所创作的书画作品,在山东龙口举办了画展,转年又到烟台举办了个人画展,可说旗开得胜,受到当地喜欢绘画人士的夸奖。 
　　1944年秋,孙其峰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院前身)国画科,从此,犹似鱼龙得水。花鸟画受教于汪慎生、王友石;山水画受教于秦仲文、溥松窗;书法受教于黄宾虹、罗复戡;篆刻受教于金禹民、于寿石。他早起晚睡,刻苦习练,受到各位名家的厚爱,汪慎生和金禹民等老师知道他是经济条件最差的学生,还免收学费让他到家里学习。时任校长的徐悲鸿在众多弟子中发现孙其峰聪颖好学,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绘画技法,而且也吸收了西洋的素描造型,所完成的作业格外认真,又快又好,对他更加体贴和关照。为了使他进步更快,徐校长还根据孙其峰的情况,特指令他把斑鸠、雄鹰、鳜鱼、松鼠、麻雀和风竹、腊梅、兰草及松柏定为今后的主攻目标。同时,还谆谆告诫他:“中国画家应由专致精,复由精致专,故一定有几手本领看家。画的题材不必贪多,务必求精。运用技法不必贪全,务必求新。要写自己的情愫、奔自己的思路。”孙其峰牢记在心,经过一段奋斗,果然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徐悲鸿校长觉得孙其峰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难得人才,多次明确告诉他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可是,事与愿违。1947年5月,他被学生们推选为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在北京大学红楼召开的“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爱国主义运动代表大会,谁知组织艺专师生参加全市大游行之后,却被学校国民党训导处列进“匪谍”学生黑名单,在上边干涉下,由原先留校转为开除。徐悲鸿校长对此无能为力,生怕孙其峰遭到特务抓捕迫害,只好私下催促他到市郊暂且避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孙其峰也没有放弃心爱的专业,每天坚持挥毫作画。一天,他激情难抑,竟拿上自己创作的两幅满意作品,冒着危险来到徐悲鸿家里请老师指导。徐校长看后,发现他的绘画水平又有很大突破,就非常高兴地问:“你这两幅作品画得很好,是不是还有其他用项?”孙其峰回答:“没有。”“那好,这两幅作品就归我了。”徐校长边说边让夫人取出二百块钱送给孙其峰。孙其峰惊呆了,忙摆手说:“徐校长,你平时除经常辅导我画素描、透视外,还帮助我如何搞创作,我即使有很大进步,也不能让你掏钱买我的画呀!”徐校长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指导学生这是我的职责。再说,学生创作出我喜欢的作品,我为什么不能买呢?”此时,孙其峰很敏感地意识到,徐校长之所以采取这一善举,既有看中欣赏之意,又有借机资助之情,实在拗不过了,便不好意思地接过钱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徐校长,伴随满眼晶莹的热泪,深深弯腰鞠了一个大躬。(据知,在徐悲鸿后来所编的藏画目录中,确有孙其峰这两幅作品。) 8 h% w/ }$ U/ x3 d
　　不久,政治气候缓和下来,孙其峰为了生存,又悄悄迁回市内到一所中学教书,但他在课余时间不忘创作,1947年底,与北平艺专同班同学刘蔚一起在中山公园举办了美术联展。徐悲鸿校长得知,特意赶到画展地点书写了“一时瑜亮”四个大字,再一次让孙其峰备受鼓励。

　　解放初的1952年,由于工作需要,孙其峰先生又从北京调入天津河北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教书,后来又担任绘画系主任。孙先生是一位极负责任又有集体荣誉感的人。他认为天津被世界誉为东方巴黎,加之这所几次改名而分化出的艺术学校,最早曾是1906年创建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综合高等学府之一,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文艺家傅增湘、李叔同、张伯苓(南开大学首届校长)、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杨、许广平、曹禺、康世恩、萧乾等众多精英都曾工作或毕业于这里。为发扬光荣传统,使该校再创辉煌,征得高镜明书记、院长的同意和支持,仅以国画专业为例,相继从京津和全国各地又调进李鹤筹(著名大家金城弟子、燕京大学教授)、段履青(曾多次和齐白石、何香凝等顶级名家一起创作巨幅作品)、李智超(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史论家)、刘君礼(张大千大师入室弟子)、张其翼(40年代在京与著名画家田世光齐名)、溥佐(溥仪同辈兄弟)、梁邦楚(苏联1958年出版的《世界艺术名人大辞典》中被录为与齐白石、徐悲鸿齐名的三位名家之一)、凌成竹(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画家李苦禅之妻)、秦仲文、吴光宇、王颂余、肖朗等一批杰出画家到这里执教。他们个个精通画史,信口吟诗,挥笔作画,各具特长,在孙其峰先生的带领下,采取“学院式”和“入室式”两条腿走路方法。即在课堂上,结合自己的范画,給同学们传授如何巧妙构图、笔墨如何运用;在课下,广泛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或大谈各派名家画论,或请进宿舍具体辅导。很快为学校培养出扬名画坛的“五虎上将”:杨德树、郑庆衡、陈冬至、白庚延、吕云所,以及李家旭、贺建国、高振恒、姬俊尧、辛鹤江、吴守明、耿凤格、聂义宾、李燕华、霍春阳、陆福林、何家英等一大批后起之秀,不仅有力奠定了天津美院国画专业在全国艺术院校中不可忽视的领先地位,同时,对我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也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孙其峰先生认为,中国画发展虽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经过数代名家不断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已在世界绘画领域形成了东方一大体系,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不能固步自封。因此,他在教学中倡导,既要立足民族精神,又要大胆放眼世界,坚持中有西无者守,西有中无者择益吸收,要把西方重视素描、造型、色彩、解剖、光影等好的东西融入国画形象肌体之中。因此,他首先让学生们开阔眼界,经常从学校图书馆、资料室借来近代、当代大家的国画、油画、版画、年画、水粉画、连环画等各种原作,悬挂在学校北大楼一层走廊或展览室,随时让学生们欣赏不同画家的笔墨皴染、点面组合、线描刻画、造型关系、色彩搭配、明暗处理等独特风格。除此之外,孙其峰先生在繁忙的备课、讲课、开会、作画之余,也常挤出时间深入各年级、各教室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具体辅导。    
      有一次,我们在上美术字课,他走到我的桌前,我赶忙站起来。他看了看我写的隶书,又把目光落到我穿的一身军装上,和蔼地问:“你当过空军,是班里的班长?”我冲他点了点头。他又说:“听咱们学校招考老师汇报,你在部队就爱写爱画,各科考试成绩不错,其中美术命题评论,还得了最高分。”说着,又把目光转移到我所写的几个大字上:“隶书讲究蚕头燕尾,形体较扁,横平竖直,辑让插空,运笔飘逸。而你写的隶书,猛一瞅还可以,仔细看,就会发现问题。如其中的横笔,有的右边高,有的左边高,这就破坏了整体美,而每个字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笔,也分不出来,又相应失去了隶书字的独有特征。”我早就听说孙先生早年广临柳、赵、颜、孙、二王和钟鼎、石鼓、秦篆、汉隶等范体,打下扎实基础,对真、行、草、隶、篆样样精通,便赶忙抓住机会,把手中的狼毫递了过去,又拿出一张纸。孙先生理解我的用意,而后坐在凳子上,很熟练地写下“解放军是一座大学校”九个大字。但我没想到这是孙先生特意为我选的,顿时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便很仔细地端详:起笔自若有度,舒展而不扩张;收笔刚柔相济,圆润而不油滑;平和透出苍劲,藏锋掩巧端庄。我激动不已,伸手想把这张墨宝收起来。他摆了摆手说:“不必着急,你是不是照着这几个字也写一遍?”没辙了,我感悟到,这是孙先生在手把手地教我哩。于是,我遵师嘱,手提毛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点一钩,认认真真地临摹着。孙先生边看边提醒,当我写完,他认真审视后,鼓励道:“好,好,比原来大有进步。”我笑了,孙先生也笑了。 
　　孙先生视弟子如子女,在传授书法时一丝不苟,同样,在指导绘画时也是满腔热情。又有一次,我们上自修课,有一部分同学来到学校图书馆,而我和几位同学却留在教室里。谁知我临摹国画《雄鹰》涮笔时,才发现孙先生就站在我身后,我不好意思地说:“孙主任,您給指导指导吧?”他望了望我,又把视线盯在我临摹的《雄鹰》上,说:“鹰是百鸟之王,桀骜凶猛,或昂首高松,或傲立峭岩,或呼啸俯冲,或展翅凌空,不管动和静,无不透出一种高远之志,一股磅礴之气。可你画的这只鹰,形体可以,但笔墨变化不大,也没有突出雄鹰那股势不可挡的内在特征。”我深知孙先生诚恳耐心和诲人不倦,又毫不客气地把一张纸铺在桌面上。他同样毫无架子,坐下后,先在砚池内蘸了一下墨,然后給我讲:“刻画雄鹰,也有很多学问,一般是工笔画眼、画嘴、画头,重墨画背,淡墨画腹,焦墨画翅、画尾、画爪。”只见他嘴到手到,结合不同部位,运用正、顺、逆、侧笔锋,或拉或挑,或染或点,或皴或擦,或勾或厾,颇为利索,不一会儿,就把一幅形态多变的《雄鹰图》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留在教室内的几位同学,见孙先生对我耐心指导,早已悄悄围拢过来。他看了看大家,又继续说:“从表面上看,我画的是一只山鹰,换一句话说,也是一只大鸟。可是,这只山鹰和其他的飞禽在形态上又有哪些区别呢?”此时,同学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站出来回答。孙先生见大家卡了壳,冲着我很幽默地说:“你是大班长,起个表率,咱可不能都装哑巴呀!”我被“将”了一军,想了想,开口道:“鹰和秃鹫、鹞子形体相似,嘴短弯曲又尖,双腿比较粗,爪子既尖又大,性凶猛,俯冲捕捉小鸟、山鸡、小兔、小羊是高手。而麻雀、喜鹊、老鸹、鸽子、八哥、斑鸠和啄木鸟等,体形较小,嘴长而不弯,腿细也无力,它们爱吃小虫和谷粒。”孙先生笑了:“你能够说出这么多差别,很不错。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飞起来腿缩爪弯。”接着又问:“水禽又有哪些特征呢?”我虽受到表扬,可心里有点慌,便不好意思地“封”了嘴。孙先生环视了一下大家,又很耐心的給我们讲解了芦雁、鸳鸯、鸭子和鹅,嘴扁爪子也扁,而肚子宽且长,高仰着头,多在水中游浮。仙鹤和鹭鸶,腿长脖长嘴也长,站在群鸟之中属它们高大,腾空飞翔却是腿伸爪直。我听后,觉得很新鲜,细琢磨,确实是这样,不由佩服地望着他。孙先生停顿了一下,又讲道:“植物也是如此。比如桃花、杏花、梨花、梅花、海棠花等,除树枝、树叶有些差别,花型却十分相似,但我们在绘画中,常以梅花作为代表。而芭蕉、荷花、美人蕉等,虽说叶不同,但都很大,在绘画笔墨运用上,均用泼墨来表现,因此,这一类型,往往又以荷花为代表。至于其它,”他说到此处故意留下疑问,“你们都是大学生了,可以动动脑筋,自己分类归纳。”你看,孙先生对不同鸟类和植物,观察得多么认真细致,然后经过归类解剖,并能从中总结出它们的共同规律,他这种识法重理、由浅入深、以少胜多、习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理念,使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掌握了不同鸟类和植物的特点。想到这里,我高兴地望着孙先生,代表在场的几位同学说:“谢谢孙主任的耐心点拨。”孙先生回答:“师生之间,不必客气。”最后又中肯地叮嘱我们:“平时,要认真听课,研究画论,广览古今名作,大量临摹近现代优秀作品,争取在传统文化与传统技巧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星期天,最好走出学校,到大自然中多练习写生,进一步掌握现实生活中的植物和花鸟的各种形态,在日后创作时,能够摆脱课本模仿,充分利用搜集来的大量速写资料,进行高度概括、取舍、加工,使其作品别开生面,更加鲜活生动。” 
   　就在我集中精力踏着如此平易近人的巨人肩膀攻读专业时,没有想到,1966年5月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狂卷全国各地。自然,在当时大讲“政治挂帅”的背景下,孙先生无疑成为学校“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代表,不止一次受到批判而做过检查,但他事后仍然我行我素,“阳奉阴违”,还不断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笔不离手,眼不离画”。因此,他第一批就被揪出来,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关进牛棚,经常挂黑牌游街,撅屁股挨斗,受尽了人间难以忍受的打骂和折磨。他给我写的那一张书法和画的那幅《雄鹰》,也被班里一位造反派同学强行要出,撕成碎片投进垃圾箱,并警告我:“你是班长,要爱憎分明,主动和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限,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我想不通,可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恩师孙先生有滋有味的教导。 
　　“文革”期间我大学毕业,因在部队时曾发表过几篇文学作品,无论是分配在天津市还是调回石家庄市,均留在机关改行从事文字工作。不过,孙先生的关照和教诲我牢记在心,因此,平时和同学交往中,常常打听他老人家的情况。比如孙先生尚未彻底获得解放时,当他发现国画系新调入的本校工艺系刚毕业的青年教师霍春阳,既酷爱花鸟画专业,又有一定绘画基础,就破例收其为“入室弟子”,为了使霍春阳尽快有所作为,他深入讲解工笔画与小写意画的区别,艺术不等于技巧,但必须通过技巧来表现;艺术水平不决定内容,但内容可以表达内涵等相互之间的重要辩证关系,使霍春阳从深层懂得:作品是一个画家的生命标志,画家的思想素质和专业水平决定作品的水平,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美术教师和画家,必须认真研究掌握绘画技巧,必须钻研画论、哲学,在创作中寄寓思想内涵。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带着霍春阳到山海关、北戴河、泰山、菏泽等地广泛吸收大自然营养。回来后,孙先生画什么,也让霍春阳画什么,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并且每天还牺牲中午休息时间带着霍春阳搞创作。他这种爱才、重才和分秒必争的超强度培育精神,被学校老师誉为“拼命三郎”。

　　1977年,我到北京出差,有幸意外得知“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全国大型美术展览。特抽出工夫赶到那里观看,当进入中间大厅,发现其中一幅200公分长、80公分宽的国画前围了一大群人,我好奇地挤进去,只见画面上从左边有力抽出一根根弯曲交错的纤细枝条,每根枝条上边很有规律地点缀着一串串金黄色的小黄花,宛如一只只美丽的黄蝴蝶不停地抖动着翅膀,这不是初春人们常见的迎春花吗?在枝条纷披、繁花怒放的左端,又分别画了两块既内敛又开张的倾斜大巨石,前边那块笔墨恣肆,韵味很浓,变化多端;后边那块墨色较淡,雄浑浪漫,层次分明;而中间则以白当黑,添上几丛细细的山草,很自然把两块巨石分开,既不显得单调,又增强了视觉冲击力。画面的远景又特意采用淡淡的蓝绿色调,画出了两座似显非显的山峰轮廓,看上去视野幽深,耐人品味,从隐隐约约的崇山峻岭之中,又道出了大山回春的内涵,可谓画内寄深情,笔墨称一绝。此幅杰作命名为《山花烂漫》,又和当前国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美好心愿。再看左下角落款,竟是我的恩师孙其峰和霍春阳同学,但孙先生却有意把他的得意弟子霍春阳的姓名写在前边。他这种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格,更使我对孙先生充满敬佩之情。就是这幅积泼抽拔、鲜而不俗、品高艺精、熠熠生辉的国画作品,被第四届美展评委毫无争议地评为一等金奖,并被《美术》、《人民日报》等17家报刊在封面等重要位置发表。时任全国美协副主席的华君武见了孙先生也高度称赞:“过去这类题材只画小品,而你俩却把迎春花画这么大,并巧妙和山峰、巨石结合起来,不仅十分得体,同时还赋予新意,真不简单,我祝贺你们。”孙先生淡然一笑:“老朋友,你太过奖了。”不久,此画入选中国首届赴巴黎沙龙美展,并印成美展广告和展品内容介绍封面。两个月后,当我又有任务进京,发现此幅力作还分别被北京火车站、地铁、王府井、首都机场、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复制出长一丈有余的巨幅大画,高高悬挂。  
      1978年,孙其峰先生受文化部之邀,带着他的弟子霍春阳到北京参加中国画创作组,想不到这里云聚着吴作人、李苦禅、叶浅予、李可染、许麟卢等大家。孙先生发现霍春阳在老前辈面前有点胆怯,就鼓励说:“不要怕,青出于蓝胜于蓝,解放思想,大胆画吧!”霍春阳很快静下心来,在恩师的关照下,为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首都机场等重要单位创作了作品。到后来,孙先生发现霍春阳作画时,一枝一叶、一鸟一花,怎么运笔,如何构图,都和自己一模一样,如果长此下去,势必束缚霍春阳的手脚,也永远不会超越自己,就严肃地告诫弟子:“在绘画领域,名家很多,百花齐放,你可不能只限于一家一派,要转益多师,取众家之长,变为己有。”霍春阳对孙先生这种“无门户之见,无立宗立派之意”的宽广胸怀和崇高精神所感动,从此,又调整自己的坐标。 
      孙其峰先生德高望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一位具有深厚传统功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大家。他结合自己多年实践和探索,将唐朝以来形成的这一小写意花鸟画独立画种,在继承传统和吸收西方素描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挥,并高度概括为十六个字:“不求形似,不离形似,貌离神合,似非而是。”他始终遵照这一见解进行创作。在构图设计上,所选物象,安排恰当,多而不堵,少而不单,相互关联,自然和谐。在笔墨运用上,坚持以线造型,墨染为辅,焦而不腻,淡而不俗,虚实结合,变化万千。可说寥寥数笔,就能把所刻画的物象生长规律、动静变化、形体结构、自身质感,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然后根据不同部位不同层次的特征,巧妙加上不同的淡淡色彩,使其画作平中见奇、清新秀丽、朴实大方、雅俗共赏,颇得圈内圈外广大观者的喜爱。天津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不管是学花鸟的,还是学山水及人物的,所创作的作品,都愿意让他提一下修改意见。孙先生有求必应,不怕麻烦,总是精心指导。他所教过的学生,均已成为美术领域的骨干。并且,生活在他身边的子女,由于从小就耳濡目染受到熏陶和点拨,也相继在书画、篆刻等方面展现出非凡的风采。孙先生面对众多弟子的相继成材、几位子女的学业有成,常常取出京胡吟唱,表达压抑不住的喜悦心情。 
      孙其峰先生1980年荣任天津美院副院长,当选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宝刀不老、责任心更强。1985年西方艺术思潮涌进我国画坛时,不少画家受其强烈震动和冲击,不论画种,不管好坏,抛弃传统,所有一切向西方绘画学习。孙先生此时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再次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画方面,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废弃传统,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我管传统叫做过河之‘桥’,登岸之‘舟’。躺在传统上停步不前的是保守派;不要传统而另起炉灶的是虚无主义;让外国的东西来替代或消灭民族传统的是投降行为。”他的这一真知灼见,立马在本院和画坛赢得喝彩。全国很多艺术高校对孙先生的治学理念和高超绘画功底也很敬佩,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四川美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相继请他讲学。同时,其绘画成就也引起全国众多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天津、四川、山东等地电视台,相继拍摄播放了《孙其峰先生如何画花鸟》专题片。中国名家书画技法大系制作中心、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还联合录制了《孙其峰画麻雀》、《孙其峰画喜鹊》等光盘。同时,全国很多美术出版社及香港、台湾出版商也先后出版了孙先生的《国画技法》、《孙其峰写意花鸟画谱》、《孙其峰花鸟画构图》、《孙其峰书画谱》、《孙其峰教学画稿》、《孙其峰书法作品》、《孙其峰砚畔随想》等。人民美术出版社自1984年起,曾先后出版了《孙其峰画辑》、《孙其峰书画选》、《中国美术家作品丛书?孙其峰》、《孙其峰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萃?孙其峰》等等。同时,还有很多论文和创作体会文章也相继发表全国重要报刊。纵观这些画作、画论、书法和文章,无不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古文、诗歌等诸多领域,已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众多美术理论家所研究的课题。这不能不使我这个弟子感到无比惊喜和震撼。我特地买了很多有关孙先生的画册,拜读后发现他老人家取材极为广泛。如泼墨淋漓的芭蕉,挥笔超然的风竹,逸笔随意的山花,墨中有色的牡丹,色彩明快的鸳鸯,工笔抽丝的松鼠,渴笔塑造的麻雀,线条扩张的白鹤,浓淡多变的八哥,焦墨精绘的猩猴,互参墨法的喜鹊,虚实兼用的瓜果,润笔抽拔的柳条,旋墨皴擦的松柏,多锋应变的山水,点线巧融的动物等等,可说千姿百态,无所不有。 
      面对如此丰硕成果,我既能理解,又不能理解。理解的是:虽说“文革”之前,孙先生身负重任,工作繁忙,但他每天起码可以利用午休、晚上和星期天进行创作。至于退休之后更不必说,为了把多年耽误的时间追回来,他像一部永不停转的马达,每天挥毫、不知疲倦地创作,即使有人来访,也是边说边画。不能理解的是:“文革”后期,他获得人身自由时间不长,就于1972年至1975年,竟连续出版了《孔雀画谱》、《动物纹样》和第二册《鸟谱》三本专著画册。据知,其中《孔雀画谱》一书一印再印,广为流传。令我纳闷的是,出几本画册需要大量的构图,这么短的时间,他又是如何而来?我带着这一疑问,特向有关老师了解到:“文革”初起,孙先生和不少受害的老同志一样感到很绝望,但他又想,在这次运动中揪出了这么多人,难道都要打倒、永不翻身?不,这不可能。再说,我是老师,教书、画画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叫学生和青年教师学好专业,又有什么不好?从此,他由原来的绝望转为自信,并在后来每次低头弯腰批斗时,为了分散缓解肉体上的痛苦,就把思想转移到打腹稿上,回到“牛棚”后,除了专政人员组织集体学习外,他悄悄躲在屋子的角落,装作看报纸、做笔记,而把酝酿成熟的腹稿构图,偷偷绘制到旧报纸空白处、废烟盒纸的背面。时间长了,自然越来越多。噢!原来如此。我的眼里不知不觉噙满了泪水:孙先生竟能在如此恶劣的困境中,仍然树立信心,巧妙坚持创作,这种如痴如醉超出常人的毅力,为美术事业献身的自强不息拼搏精神和高贵品德,岂能不让我感动?他把时间视如生命,在艺术王国里,一景一物倾注心血,一笔一划重如千斤,好比一曲曲旋律优美的歌,又似一首首情感充沛的诗,早已突破了众多前辈的描绘内容和程式,充分展示出其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眷恋。 
      孙先生的声誉越来越高,1981年分别当选中国书协、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部委员,1988年还被天津美协推为名誉主席。为了弘扬民族绘画艺术和进行文化交流,1983年,他应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之邀,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日参加南画院画展剪彩仪式,还到东京、京都、长崎、奈良等地考察。随后又到法国、英国、新加坡等地参加国际画展,并受到一致好评。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个人美展和师生及名家联展,1988年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孙其峰书画展》,国家领导人及画坛大家吴作人、刘开渠、何海霞、秦征等出席了开幕式,他那造型准确、清新典雅、品高艺精的独特风格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的很高评价。 
      2001年,为支持孙其峰先生积极传播民族文化艺术的善举,天津美术学院又以学校的名义,在中国美术馆再次举办了图文并茂的《孙其峰中国画教学展》,同时还邀请了一批画坛杰出名流参加了孙其峰先生中国画教学学术研讨会,这在全国尚属首次,颇得兄弟艺术院校同仁肯定和称赞。孙其峰先生在民间也享有盛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和孙克纲被群众誉为天津画坛“二孙大将”;70年代,在京津画坛和王雪涛、郭味蕖被群众誉为“三大巨匠”;80年代又在全国画坛传有“南有程十发,北有孙其峰”“两大龙头”之赞语。 

      孙其峰先生心地善良,年轻时,与没有经济收入的爱妻艰难维持四个孩子生活的同时,还收留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女孩,直至养到出嫁找上工作。他把关心农村青年学习绘画和关心有特殊困难弟子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1981年初,有一位山东年轻农民为了向孙其峰先生学习花鸟画,因买不起火车票,特乘坐一辆拉煤车,几经辗转,才从两千里之外赶到天津。可是,由于过于劳累,又经风雨,不幸得了重感冒。孙先生面对这样一位慕名而来的陌生农民,首先请来医生给其打针、吃药,而后安排在家里吃住。当这位特殊弟子精神有了好转,他不厌其烦地給其讲解如何构图取舍,运用笔墨。后来,这位特殊弟子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他老人家,孙先生不仅买上火车票,又让老伴挑了几件衣服,兼把自己为其所画的习稿和几幅范画,一同送给这位新结识的特殊弟子。青年农民见状,好不感动。 
      1994年,孙其峰先生退休之后思乡心切,曾一度迁回山东老家,主动为父老乡亲后代办起了60多人的“青年美术学习班”,由于他精心培养、教学有方,很快使这些农家弟子学会了创作。2000年还在招远和龙口两地举办了特殊《师生美术联展》,随后并将一部分画作售出,所得现金留给困难学生买笔墨纸张所用。1997年,孙其峰先生又从《中国书画报》得知,他的弟子高月冬之妻得了重病,外债累累,危难之时,他慷慨寄去画作以示资助。此外,孙其峰先生也很关心各种公益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相继捐出自己的书画作品150多幅,有一部分赠送山东烟台以及资助西部边远地区“希望工程”,另一部分赠送天津美院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当作教学和观赏范画。2003年天津市文化局为了表彰他对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发5万元奖金以作奖励,他又叮嘱家人当场把这笔现金捐送给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此,有不少记者前来采访,大都被他巧妙拒绝,他谦虚地说:“我不是天才,很一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如果要宣传的话,最好采访我们天津美院年轻有为的画家。”根据他的成就,香港要成立“孙其峰艺术研究会”,特派人征求他的意见,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在当今画坛,既不是大家,又不是大师,更没有什么突出成绩,哪有这个必要?”家乡山东招远和烟台等地,也曾多次提出为他无偿建立“孙其峰美术馆”,他总是摇头婉言谢绝:“家乡人民对我的厚爱我领情了,不过,我只是一名很普通的老画家,千万不能为我大兴土木,如果我们有富裕的钱花不完,最好用这笔钱捐助改建几所希望工程小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意义。”孙先生人老艺丰、不事张扬的高尚品德令人感动,也难怪有多位知名画家对我说,在当今美术领域,不管是南派和北派,还是东派和西派,同辈有很多不同风格的著名大家,伴随时间的推移,出现底气不足,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淡化和消失。而唯独孙其峰先生越老越充满活力,以忘我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品行艺德,渊博的理论知识,先进的教学理念,超群的绘画功底,丰厚的创作成果,越来越明显地占据重要地位。 
      常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孙先生多侧面、全方位言传身教带领下,天津美院广大师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学质量也随之有了很大提高。2000年《中国青年报》和网大公司共同发起“中国大学排行榜深入调查活动”。其中有52位高校教育评估专家参加了评价体系的设计,138名两院院士、102位校长在内的304位著名学者、企业家也参与了投票,在该报同年6月“教科文”版首发了《中国大学重点、非重点和分类排行榜》,在当今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电影比比皆是的艺术院校中,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一起跨入“中国十大艺术大学”之中。也许有人说,这样的排行不一定绝对科学和准确。但我以为,这起码也能说明天津美院出现的突飞猛进变化,这不能不承认孙其峰先生在天津美院教学体系、治学理念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2009年3月,欣逢孙先生90岁华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天津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天津美院美术馆举办了《祝贺当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大师孙其峰先生从艺82周年暨孙其峰师生书画作品展》。我收到了请柬,按时赶到活动现场,雄伟的天津美院展览馆楼前,花篮锦簇,人海如潮。天津警备区政委谢建华少将、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天津美院院长姜丰等伴随热烈的掌声为活动剪彩。而后有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孙福海宣读了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发来的贺信;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书协常务副主席赵长青和天津美院领导及学生代表等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千余名与会者参观了由全国各地238位画家465幅作品组成的“孙其峰先生师生书画展”,著名学者、书画界知名人士冯骥才、刘大为、吴长江、孙伯翔、曹德兆、唐云来等作品也在此展中亮相。尤其是其中孙先生数十年守砚田精笔耕、融才情于墨彩、寓深情献丹青的120幅精品和出版的数十本专著及教学论文、画稿等,更吸引了前来参观的广大观者,他们不约而同驻足在作品前长时间仔细品赏。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博士生导师郎绍君在下午召开的艺术成果研讨会上说:“孙其峰先生的作品,如行云流水,随机而生,和易而流畅,从不故弄玄虚、强行硬作,充寓着生机盎然、乐观进取,而非冷逸荒寒、多愁善感的意蕴。从理论上讲,审美形式的乐观进取不一定比荒寒冷逸更有意义,但乐观进取作为人的生命需要和精神特征,无论在生活还是在艺术中,都有永恒的价值。”是的,我非常赞同郎绍君先生的观点。我以为:美是永恒的,是广大观众崇尚的。在美术领域虽说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但作为一个画家,应顺应民众向往美好的愿望,在自己作品中体现真、善、美。孙先生始终坚持美术必须以“美”为核心,把自己的作品融入于健康向上、乐观进取的基调之中,远看有气势,近看有其质,成为艺术殿堂之中的奇葩。
　　翌日上午,我又有幸和孙安老师按约来到孙先生家里。这两天特殊,孙先生接待祝寿学生和朋友很多,由于劳累,此时正坐在床上休息。我打量着他:原来稀疏的黑发全部变白,宽大的前额更显得睿智和干练,除了白净的额头上增添了几条浅浅的皱纹外,更显慈祥可亲、知识渊博的大家儒雅风采。我高兴地问:“孙老师,我就是40年前美一乙班的许风秋同学,您还记得我吗?”孙先生回答:“记得,记得,你文笔不错,想不到毕业后改行,还当上记者,能不能把咱们学校成绩突出的青年老师何家英写一下呢?”你看,我刚一接触,就“遭遇”孙先生对很多记者惯用的巧妙转移目标高招,迫使我不得不应和孙先生所提出的话题。我答应下来。孙先生笑了,接着,又把内容引到昨天为其召开的“庆贺90华诞”活动上,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只不过在教学和专业上,尽了我所能及的责任和努力,想不到这次庆典活动,还惊动了天津市委、市文联和全国美协及书协,并给予很高评价,这实在让我难以接受。”我听后,不由惊讶地望着孙先生,似乎觉得他这一席话欠妥,但转念一想,他退休前,一直只管埋头拉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今到了夕阳灿烂的深秋,在鲜花、掌声、赞语把他送上人生荣耀的高峰时,还能清醒地保持着他那淡泊名利的优良品德,更令我感到面前孙先生的人格魅力。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此文完成之后,又有同学传来令人欣喜的消息:2009年12月,孙其峰先生又荣获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兰亭终身成就最高奖。因为我也爱好书法,深知此项大奖最具权威,继第一届和第二届贡献突出的顶级得主启功、沈鹏、欧阳中石、李铎、王学仲五位大家之后摘得此冠,分量之重,非同一般。2010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又为孙先生出版了《其峰画语》一书。该书由著名学者郎绍君和首都师大资深老教授徐改二人合编。书中汇集了孙先生从艺以来读书随笔和教学实践感悟,无不触入画史、书史、画论、书论和如何搞好美术创作等诸多问题,既含精湛的艺术之技,又有深刻的艺术之思,这对美术专业人员及爱好者来讲,无疑是一本难得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艺术美学著作。 
      艺海雄风战激浪,画坛墨彩献我心。这是孙其峰先生人生之旅的远大抱负,也是其勇于进取的最高信念。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他潜心挥毫的创作历程中,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包前孕后,真真切切影响了一大批人;在他倾心的课堂里,巧动脑筋,善于总结,承上启下,又实实在在培养了一大批人。我们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并能指引大家在滚滚艺海之中不断排除险阻,而为我国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辉煌贡献的楷模,实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颂扬。                                                 艺海人生----《长城》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