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在省青年作家高研班的演讲

      刘玉堂，原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近四百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滑坡》《温柔之乡》《人走形势》《你无法真实》《福地》《自家人》《最后一个生产队》《山里山外》《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随笔集《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戏里戏外》《刘玉堂文集》等。他的中短篇小说曾获山东省泰山文学奖，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大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山东省优秀图书奖，山东省新时期农村题材优秀作品奖，以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萌芽》《鸭绿江》《时代文学》等数十次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其随笔数十次获全国报刊副刊协会及省级报纸副刊协会奖。
     刘玉堂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成为当代中国最不可替代的特色作家之一，被评论界称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他的作品大都以山东沂蒙山农村为背景，描写农民的善良和执著，显现出来自民间的伦理、地域的亲和力和普通百姓的智慧与淳朴。他文风质朴谐趣，语言轻松幽默，常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他是一位给人愉悦又给人启迪的作家。

刘玉堂先生在万松浦书院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研班的演讲

    在授课之前，先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谈我来书院的感受。我是第一次来万松浦书院，但是这个名字，我非常熟悉。早在张炜动议的时候，我就知道书院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来过。我曾经多次在头脑中构想书院的样子，我想象中的书院是在海滩上万亩的松林里面建立的高级文学殿堂。前段时间我刚到湖南岳麓书院，进去后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我想来万松浦书院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哪怕是经过门口，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里不仅是一个高级文学殿堂，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交流的平台。昨天我来这里后，发现万松浦书院的确是我们山东文坛一个重要的殿堂和平台。今天上午万松浦书院网站的同志在采访我时，让我谈谈来书院的感受，以上就是我来书院后最突出的感受。
    看到今天参加这个班的名单，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惶恐。参加本届高级研修班的会员，都是我多年的朋友，有些甚至是20年的好朋友，像可新。所以我谈不上什么讲课，就是结合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谈一下我的文学创作之路，大家互相交流下。不对的地方也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积累生活

    大概27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笔会，当时我是海军，去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后来才叫笔会。那时请了很多专家、教授，听完课每个人还写了一篇作品，最后还请了《人民文学》的一个编辑去看稿子，当时学习班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些专家、教授讲得都非常好，非常全面，但是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是王愿坚。那时我也写过一点东西，但是心里始终没有底。我喜欢对自己创作有所帮助的讲课。我听了那么多讲课，我觉得讲得最好的就是王愿坚。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和大家交流文学创作的问题的话，我就按照这个思路来。今天我也按照这个思路来，只是我们的内容有所不同，他有他的实践，我有我的实践。
    第一个话题就是怎样积累生活。作家写东西，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提法，“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多年前，我突然想什么样的话题才能老生常谈？正确的、有意义的话题才能今年谈了明年谈，不断地谈。这是一种境界。有很多话题，非常时髦，但是今年谈了明年就不谈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家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感受生活，这些就是过了多少年，都是我们创作要面对的问题。
    我个人创作实践告诉我怎样积累生活哪？我觉得应该是首先积累人物。我们观察生活然后去体验生活，这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更基本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积累人物开始。我很注重作品的亲历性，没有经历的事情我不会写，我写的都是和我的经历差不多的事。汪曾祺先生说：“写作即回忆。”写作是已经发生的，自己经历的事情。我比较集中地回忆的时间是在当兵的时候，我是66年高中毕业，68年参军，就在渤海湾北部葫芦岛服役。坐火车要经过山海关，到了东北才知道什么是关里什么是关外。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出了山海关，有一种出国的感觉，整个东北非常荒凉。坐了一天多的火车，才到了海边。到了以后，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想家。我后来对想家的理解有一个突出的感受，那就是想家不仅仅是只想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是想自己的朋友，想自己的同学，想与自己无关的人、左邻右舍村里的人。有时候我们出次远门，也会想家，不是说想一次，而是阶段性的，今天想了明天可能还想，想家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刚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我想家的过程接近有两个月的过程，我就把我们村里百十户人家的人想了个遍，甚至为了打发明天的想家，我一晚上就想一个人，想到最后，就想混了，把李四的事情想到张三身上去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啊？想到最后，就剩下那十几个人活灵活现。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创作，但是当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笔下首先是我想过的这些人物。我经常遇见有人说自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我想这就是你脑子里面没有人物了。如果有几个人物永远活着在脑子里面，那么我相信这个作家永远都有东西写。所以我说积累生活首先从积累人物开始。
    我是从沂蒙山到了东北，天南海北，见了不少的人，这就涉及到我说的积累生活、积累人物的另外一点，积累差异。人物相同的地方无需去记忆，无需去写。人物之所以鲜活，就在于其不同点，把不同点写出来了，这个人物绝对就有个性。我曾经做过编辑工作，有些编辑经常说文章人物个性不鲜明，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我们人物的特点上不突出，这个地方的人和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差别不大。如果这个不同点写出来，这个人物就比较丰满。我曾经总结过沂蒙山人和外面人的不同点，有十条，在座的江非也是沂蒙山人，我说的你看看对不？沂蒙山是一种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地方，这两种文化捆在一起时，容易产生一些碰撞。比方说沂蒙山人比外地人格外能操心，操心闲事，操心大事，操心国际大事。我82年转业回家的时候，步行回家，遇见我们村一个光棍，四十多岁了，用独轮车去县城推氨水，两个氨水空坛子就200来斤，装上氨水得400多斤，他累得满头大汗。就是这样，他见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大兄弟，很恣。”我见他满头大汗，就说什么事那么恣，他说：“你听说了吗？赫鲁晓夫死了。”我说他死了你恣什么啊，他说咱们的社会主义就更加有保障了。这不是在拉呱，在那样的状态下，推着车，满头大汗，他高兴的事首先是这件事。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只有沂蒙山人有。我老家的人，有时候操心的事是莫名其妙的事。我有个哥哥，那时候我就去济南工作了，他带他老婆去省城做CT，他老婆得妇科病，县医院见是肿瘤怕出问题，就建议去省医院检查，晚上就在我家吃饭。晚饭期间，他突然唉一声，说：“张艺谋这个春节怎么过啊？”我很纳闷就问怎么了，他说：“巩俐不是刚和张艺谋分居啊。”他替张艺谋发愁。过了一会儿，他又唉了一声，电视正在做一个广告，叫“沉默无炎”，他说：“以后学生不好教了！”，我背对电视坐着，就问：“怎么了？”他说：“以后小孩要是这么写，你说老师说是对还是差啊？”这个事操心是对，但是这个心不应该是他来操。我说了他两遍，他不高兴了。这种思维方式，外地人根本没有。我在拿沂蒙山人和济南人比的时候，发现有些方面、有些长处差不多，我在济南生活二十年了，济南人喜欢把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变的非常复杂。随便举例子，比如骑自行车闯红灯，逮住罚钱，也就两三块钱，外地人交完钱就走了，但是济南人绝对不走。济南人他要托人，而且还不是直接认识的，还要拐弯托，人托人，还要请管交通的人吃饭，这样一来，二百块钱都不止，下次遇见这样的事，他还托人。这就是差异。只要你抓住这一点，就能成功塑造人物。
    另外，我非常重视少年时代的回忆。汪曾祺也说创作就是回忆，尤其是少年时代的回忆最珍贵。有时候，我和八九十岁的老人拉呱，他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都是小时候很具体的事，青年、中年以后的事一般不说，或者是不想说，或者是干脆忘了。留在我们脑子里的事永远是小时候的事。所以有些作家都有写小时候的作品，他们的第一篇作品一般都是写小时候的事。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东西。在济南，在随便一个城市，你出去一趟，比如去趟环城路，能见差不多10万人，这些人你这辈子只可能就见这一次，以后再没有机会见了，也不可能有办法去记住所有人。能记住的是有故事的人，能打动我们的人，我们才有机会去记住他。这些人里面可能有些很不得了，以后你特意去见他都见不着，但是我们仍然记不住。我们关于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能打动我们的事，所以我非常珍视。
    很多报纸的副刊都会约稿，约关于春节的稿子，我最满意的就是写小时候过年的那种稿子。青年、中年以后，我过了无数个年，吃得也好，穿得也好，但是不激动，没意思。现在你如果让我写一篇春节的稿子，我依然还写小时候过年的事，那时候我们穷，过年才吃一顿饺子，穿件心衣服，但是我们激动，能记一辈子，写出来也美、也温馨。我感觉温馨和穷很近，有时候越穷越温馨，我不知道富人怎么温馨法，可我感受更多的是穷人的温馨、穷人的激动。所以说珍视少年时代的回忆，这也是我们积累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话题就说这么多，虽然不条理，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积累生活首先从积累人物开始，积累人物首先从重视他的差异开始，积累生活总是少年时候的回忆最美好。关于积累生活，就个人体验，就说这么多

二、作家的灵感

    下面我想谈谈作家的灵感来自哪里？我认为作家的灵感是“长期积累偶然获得”。有时候我们发现脑子里面东西很多，也走过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写不出东西来，为什么哪？没有灵感。
    灵感是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把相关的东西调动起来，就写出好的东西来，有时候，一个道具，就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灵感的来源。一个道具，有可能就引起很多联想，就可能勾画成一部很好的作品。我在小时候，老家是解放区，每家门口都有块石灰抹的小黑板，上面写什么哪？一般是做什么就写什么，比如“除四害”、“婚姻自主”等，50年代家家都有。那时候我刚上学，刚上学的小孩对字就特别敏感，比如在大街上报纸栏，有文化的人他只看不念，念报纸的人就念。我上学的时候就这样，回家没有什么事，就挨家挨户去看那些小黑板，这也养成了我对文字的敏感。一般的，我们可以说对文学很向往，但是你未必敢说你对文字很敏感。这种过程不是自觉的，听见一句话，我就琢磨，这句话通不通，这样说好还是那样说好，就这样，我逐渐培养起了对文字的敏感。小黑板的内容经常换，但是只有一家，永远都是那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为什么这样一句话好多年不换，而且还可以看清哪？那时候黑板质量不高，粉笔质量也不高，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后来我发现到不清楚的时候，这家人就把字描一遍，所以很长时间都还可以看清。这家人没有男主人，我直到上学直到这句话意思后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直到我当兵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样的问题。第一次探家，我曾经问过我大姐，她那时是合作社初级社的社长，我大姐才告诉我这家贺大婶的丈夫是南下干部，南下后给家乡县城写了封信，50年代的离婚很简单，就这样他们离婚了。沂蒙山的妇女离婚不离家的情况非常多，贺大婶就属于这种情况。她丈夫曾经回过一次家，她就发现丈夫不谦虚的苗头了，她就学了这句话，想等丈夫回来的时候念给丈夫听提醒他谦虚。南下的、支前的、出国的，都回来了，他丈夫还没有回来，为什么描啊，就是因为丈夫始终没有回来。盼来盼去，盼来的是离婚书。这件事情对我出动非常大，后来我在写《温暖的冬天》，我就把这个细节用上了。后来张炜主席也打电话说太感人了。我就是通过这么一个道具，小黑板上的一句话，把我所有有关的记忆都串起来，写出一篇作品。一个中篇，当年写出来当年就获得了《上海文学》的一个奖。
    我还写过一个短篇，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所以我讲课都要讲到这个故事。我上高中的时候，要步行65华里去县城，途中要经过一个叫悦庄的村，这个村有半截土城墙，城墙根有几排很大的青砖，夏天经过的时候，就看见墙壁上有一排凹进去的很光滑的小洞，非常纳闷，后来到了冬天我知道了，原来是老头在那晒太阳，倚着墙，日久天长，磨出来的。后来我就根据这件事写了一个短篇，名字叫《印印》，就这个题目。你可以随便写，这些老头，他们会交流什么，说什么话，包括是怎么样的心态。我很欣赏这篇小说，当时期刊少，好像是在《当代小说》发表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能触发你的想象。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就能触发创作的灵感。
    有时候无意的一种谈话也能触发创作的灵感。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山东文学》做编辑，从地方上来了两个作者送稿子。作者我们都知道，都希望编辑能当时就给我们看稿子，当时就给我们提意见，他们希望我能看看他们的稿子，我当时是二审，不直接处理稿子，我没有办法就说你线放那里，我回头一定给你看，他们才走了。结果走了后，他们一天一个电话，到了礼拜六，他们又来了。我看看了，还不错，我就和其中一个说他的作品怎么怎么不错，在说的时候我就用余光看另外一个，发现他的表情非常不自然，而且那种不自然绝对是一种下意识的，不是拿作的。当人们听别人好的时候总是不放心，说别人不好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后来我就根据这个事写了片小说叫《毛病》，当然我不能照现实写，只是灵感、意念来自这里，来自他们那种下意识的表情。我就写了农村买电视的故事，那时候电视有平价、溢价两种，平价很不容易买，必须得托关系，恰恰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关系，买了一台彩电。回去后人们就问是不是有关系，和卖彩电的人认识，这个农民说都不是。最后大家认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台彩电有毛病。农民很担心，提心吊胆，看电视也提醒孩子往后坐，生怕电视炸了。老婆看不下去，就说请村里小能人来看看，小能人来了后，把后面的螺丝拧了下，图像都变形了，说好了，就这么看吧。这个农民才放心。我就是这样，把有关的生活积累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灵感，绝对不是来自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好的、新的政策，而是来自对生活长期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积累、偶然获得”的过程。每个人的灵感都不同，我个人实践告诉我，我是受了某种事情的触发，某种新的东西、某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自己说不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得才有可能比较顺手。作家的灵感大概就来自这里。鲁迅说过“创作的总根源来自于爱”，因为有爱，我们才去写。还有一句话叫“愤怒出诗人”，因为有恨，我们才会写。爱也好，恨也好，都很正常。不要说大爱，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忙活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诗，不管以前是不是写过，哪怕是把别人的诗改造一下也可以。这样的一种爱都能触发你写作的冲动，更何况是那种爱祖国、爱人民、爱土地那样的大爱哪？使我们产生一种写作的冲动。
    关于作家的灵感，我就谈这些，作家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小场景、小道具、小谈话，都可以使我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

三、作品的立意

    关于作品的立意，或者叫主题，我比较传统，但是后来我听了李瑞环的一个讲话，有很多道理是似懂非懂的外行人讲出来的，我觉得非常正确。我们常常强调“寓教于乐”，就是我们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写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过去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李瑞环就说，文学有教育人的功能，它本身还有审美的功能。有些画，我们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但是我们感觉很美，还是一直在挂着，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写过一个随笔，名字叫“美感比意义更重要”。贵妃醉酒这场戏大家喜欢看，今天看了明天还看，我理解的主题是杨贵妃性压抑、性苦闷，皇帝不来，她发酒疯，那人们为什么还要看哪？因为它美，它好听，它服装好看。文学上，有些散文，我们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但是文字非常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我在学习写作的时候，非常讲究我为什么写这个东西，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哪。在部队去送稿子的时候，编辑就问你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可是一句话两句话还真说不出来。
    我开始创作的时候，非常重视对人们，对我自己，对作者有什么启迪。说到这里，我总是举这样两个例子。1982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个小小说征文，一等奖获得者是辽宁的白小易，曾经是《芒种》的编辑，她写了一篇小小说叫“客厅里的爆炸”。小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父子俩到朋友家去做客，倒水的时候暖瓶里没有水了，主人就去烧水，烧开了往暖瓶里注满水，主人扭身就往厨房走，这个暖瓶有点晃，最后就“砰”的炸了，就是写的这么一个爆炸。暖瓶炸了，这个父亲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把暖瓶碰到了，主人很大度地说碎了就碎了，碎碎平安啊。但是这个结尾，打的我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父子出来后，孩子就说：“你离暖瓶一米多远，你怎么说是你碰到的呢？”父亲说：“你不说是我碰到的，他也会说是咱俩碰到的。”就这么一个小故事。我现在和青年人说，青年人都不了解我为什么那么激动。1982年文革结束没有多久，文革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漠，什么事情都无法说清，这篇小说就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揭示地淋漓尽致，把那种冷漠的、无法说清楚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我曾经就这个故事做过试验，暖瓶晃半天才倒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作品的结尾打人打得太狠了，所以大可忽略它的真实性，那时人际关系基本就是这样。这样孤立地说没有意思，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很打动人。我看过无数的二战电影，我感触最深的是我去北京开会看的一部无头无尾的电影。电影讲得是二战期间，苏联一个战士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家乡的人都以为他死了，但是他又回到家乡，他得了失忆症，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家人、好朋友就想尽各种办法，做些很高兴的事情帮他恢复记忆，但是都没有用。这天傍晚，家人就领他去散布，家人就跟在后面谈话。这时候来了一列火车迎面而来，家人要上来拉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家人突然喊了一声“站住！”前面这个人就乖乖地把手举起来了。电影的这个镜头很长很长的，转着各个角度都拍到了。我很受感动。二战对人的摧残，尤其是对肉体的摧残，我们看的多了，用刺刀刺死的，用热水烫死的，多得很。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镜头，你就可以想象他曾经遭受了什么，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而只是记住了“站住”这两个字，他全部的人生记忆就是这两个字。电影到这里就戛然而止，我想再看一遍这个电影，至今还没有看到。我想对二战的揭示，对人性的摧残，还没有超过这部片子的。
    《客厅里的爆炸》故事不长，但是叫让人过目不忘。后来过了一年，我又看见白小易的一个作品，也是《小说选刊》登的，名字就叫“今晚大家都很愉快”，写了两个女大学生到郊外去散步，其中有一个就说：“我们每天都走同样的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我们换种走法怎么样？”另一个人就不同意。后来她们就一个按照原路回去，一个从新路回去，看看两人谁走得愉快。因为有这个约定，她们就去想愉快这个事情。从原路回来的这个女生，看到郊外一片田园景色，河边青草是怎么样的，是那么温馨。走新路的这个要经过一个新居民区，搬进来的新居民互相不认识，但是都很亲切，见面都打招呼，她也觉得很温馨。后来原路返回的这个发现，傍晚出来散步的都是一对对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走新路的这个，突然发现居民楼拐角处有人在撒尿，不是太美。天色渐晚，走原路回去的这个，遇见一个小流氓搭讪，这个女孩子吓得不得了就一气跑回学校。走新路的这个，遇见一个学步的小孩，被一个砖头碰倒了，她就上去扶起小孩来，这个时候墙头上就露出了一个妇女的脑袋，妇女大骂，这个女孩落荒而逃，也跑回了学校。两人见面就互相询问，原路回来的这个就说，太愉快了，天黑了，遇见一个小伙子，太热情了，拿着手电把我送回来的。走新路的也说自己走得很愉快，遇见一个小孩摔倒了，小孩妈妈非拉我去她家吃饭。俩人最后说：“今晚我们都很愉快！”这个故事，我依然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两个作品好在什么哪？不是说她在写什么大的主题什么大的热点，而是在人性的问题上有所挖掘。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无论我们在外面遭受怎么样磨难，我们给家人写信的时候，都会掩饰自己的尴尬，掩饰自己的不快，掩饰自己的痛苦，叫家人放心。这样的作品，在人性上下功夫，哪怕只是往前走一点，也是成功的。
    我们可能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有人说我做了什么什么，你来写写，可是我想这不是文学的内容。我经常用这样的比喻。把光线打到墙上，这是新闻的内容，而光线打到墙上折射的部分，才是文学的内容。在南方开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计划生育，还有反腐，这些都不是文学的内容。你可以写有关题材的东西，但是你绝对不能把主题限于一个好的政策。主题来自人性的挖掘，在人性方面，我们受到触发，我们有所感悟，这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是比较深刻的。在80年代之前，现在也是，你问刚开始写作的人他写什么东西，他告诉你他写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有可能是题材，是中素材，但绝对不能是主题，你还是需要在人性上有所挖掘。
    所以我理解，一部好作品，能打动我们，恰恰是因为其在人性上下功夫，就是写那些我们能感觉到但是说不出来的，或者是他们一点我们心头一颤的东西。关于作品的主题，我就谈这么多。

四、小说的语言

    第四个问题，我想重点来谈谈小说的语言。
    说到小说的语言，我常常引用这样一个例子。在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离婚》里，他写到一个人少年老成的时候是这么写的：“张大哥，真是一位大哥，他仿佛是一切人的大哥。”一般人写到这个地方就不写了。但是老舍加了这么一句话，“仿佛他爹也管他叫大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师，他把话推到了极致。如果一般的编辑就把最后一句给勾掉了，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就来自这。我读作品，首先就读语言。我是这么想的，所有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个话，这个语言是他特有的，这样的作品才能让人记住，才有味道。作品风格首先来自语言。我说过我从小就对文字很敏感，我做编辑，一页稿纸，如果有一句闪光的语言，我就容易看下去，再翻，又发现闪光的语言在跳来跳去，就会吸引你不断地往下看。当然故事也可以打动人，但是这种语言的魅力，就好像写诗讲究“诗眼”一样，不断地有文眼在里面跳，拉着读者去读。什么是闪光的语言，我个人认为，要么是有哲理，要么是有味道，要么是很优美，总之让人感觉到一般人说不出来，只有你才能说出来。这种语言，我称之为“文言”。我们不可能保证整篇都是这样的语言，我们不可能保证每句话都很精彩，都很精粹，但是我们要做到这样的语言不时地闪现其间，有那么一两句叫人记住。
    那么好语言来自哪里？当然首先是来自生活，来自一种改造和挖掘，鲁迅说过这么一句话，作家的本事就在于，有些话，当大家都还没有说的时候，作家只不过先说了一遍，不这么表达的时候，作家先这么表达。就是有些语言作家说了后，老百姓也这么说。我觉得，好的语言，就是善于把群众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多年前我读过《人民日报》的一篇怀念时传祥的散文，他怎么写时传祥哪？他说：“时传祥的脸上永远带着想为你做点什么的表情。”这个句子并不出色，但是在此之前，我很少看到有人这样表达，通常人们用“和蔼”、“憨厚”这样的形容词，永远带着想为你做点什么的表情，这让我想起50年代老劳动模范的表情。第一次看到后我就忘不了。多年后，一次《齐鲁晚报》让我写篇足球的文章，我不喜欢足球，特别不喜欢中国人踢足球，我说我不写，我不喜欢。他们说可以就写自己怎么不喜欢。但是那个教练叫戚务生，我不知道他不做教练是什么表情，但是做教练的那个表情，长期输球的那种表情在他脸上凝固住了，用什么样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哪？我就想起了那句话“时传祥的脸上永远带着想为你做点什么的表情。”就改成了“他脸上永远都带着那种急于解手而又找不到地方的表情。”这个语言，我觉得有些味道。后来济南的一个作者又这么写，编辑告诉他说：“刘玉堂这么说可以，你突然这么写不合适。”编辑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这个语言是你自己的，你经过改造，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所以说，语言这个东西，就是要改造，要变成自己的。
    现在有一些的语言，你只知道精彩，你无法考证。这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张炜主席有篇中篇小说，一个老头带着孩子，凌晨去赶海。里面有这样的语言：“远处的狗叫了起来，叫得声音很尖，只有鼻子对着某个星星的时候才会叫得那么尖。”这个事情无法验证，但是你不需要去验证。不管这些，你觉得非常精彩、非常有味。我认为，有些好的语言，且不管它是不是正确，只要符合那种语境就够了。在这种环境里完全可以忽略真实性，也无需去验证。
    语言来自于生活。有时候现实生活中一些语言，直接拿来用就行了。80年代初，我参加一个笔会，参加笔会前，家属给我买了一个铝锅。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售货员态度一般都不好，墙上贴着“百问不厌、百拿不烦”。前面这个人，和我一个毛病，不知道尺寸，连续换了几次，售货员烦了。两人就吵起来了，售货员素质很低，就骂起人来了，这个男人就说：“你怎么骂人啊？”售货员说：“怎么着？你还能把我吃了啊？”那个男的说：“我吃不了你，我是回族！”这个知识分子这句话比售货员骂多少句都管用。后来我在小说里就用了这句话。毕竟很符合人物的个性，也好记。
    我经常想什么样的语言算是好语言哪？我认为首先应该用短句子，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这样的语言才是生动的。有一段时间，连标点符号都没有，80年代的人可能会读，憋着气读，现在一看就不读了。另外什么人物说什么话，我发现有些作品仿佛永远都是作者自己在对话，都是一个人在那说。人物对话的语言都是作者的语言，这样的作品是失败的。人物的语言应该是个性化的语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恰恰是有些通知不自觉，有些人写一辈子东西，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种小技巧，我在教孩子写作文的时候也说过，在一个句子里面，同样的字不要出现两次。我看了几十年的文章，句子言绝对不会出现重复的字，除非你为了强调、排比，不强调、排比的时候要少用、不用。一味重复说明你没词，换句说法。你去看经典的作品，你看有重复的句子吗？没有！只有在排比、强调的时候才重复。这样的东西你要讲究。
    我济南的朋友，还有我老家的人，经常引用我这么一句话，我曾经写过我们村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带老婆上我家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个小能人，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无师自通，会修自行车，会修手电筒，给猪打针，什么都会，学历不详。在生产责任制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不适应。沂蒙山1944年就有互助组，1948年就有合作社，但是叫初级社，1953、1954年就有高级社，长期走集体道路，突然要分田到户，老百姓适应不了。开始搞责任制的时候，农民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冒出来，有的贪图集体劳动中男男女女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气氛，一分地没有了伴，很孤单很痛苦。这个小能人，名字叫刘玉华，曾经写过几首诗，我在《最后一个的生产队》里也引用过。1974年的时候全国学习小金庄，小金庄干完活休息的时候就对诗，我这个大哥也告诉我说他会写诗，其实他所谓的诗，只要押韵，就一律认为是诗。“我会写诗你信不信，我是山东的积极分子。”为了押韵，他写成“我会写诗你信不信，我是山东的积极分”。 “我一手拿着煎饼吃，一手拿着大众日报。”也成了“我一手拿着煎饼吃，一手拿着大众日。”济南的编辑看了不给我发，后来是《文汇报》发了。从上面这些语言，你就能想象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农村里面，有点文化的小能人。什么人说什么话。他的对象就是在田间劳动，男女产生感情说上的，现在没有集体劳动了，他很失落，他写了一句诗：“集体生活好，把爱情带来了，个体劳动则不行，不管你多么有水平。”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想说，语言来自生活，来自对群众语言的改造，还要养成一种习惯，培养对文字的敏感，琢磨自己的语言。另外注意在一些语境下，把有些语言提炼出来，且不管是否正确，只要符合当时的语境就可以，就是好语言。好的语言不断闪现，作品的味道和风格就出来了。但是，语言的修炼不是三天两天的功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积累自己的语言，提炼自己的语言，修炼自己的风格，等你的语言到位的时候，你的其他的创作的一些不足也就得到一种掩盖和弥补。我们读汪曾祺的小说，我看那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但是你不会怀疑作品，而是怀疑自己水平不够。
    以上是我结合自己创作实践谈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不当之处，请朋友们多多指正批评。